这是一本探讨“中华王朝”的书。

因为关注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才关注到这本书，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到了近代才有的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运动，跟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后遗症不无关系，创伤还未能平复，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不可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超级中华帝国，这是现状。

王珂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来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中华民族”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它模糊了“民族”、“国民”、“国家”之间的界限。而对民族的认识应该有助于我理解新疆。

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由一个作者写出历代王朝民族政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规避了合著不能统一思想的缺点。追溯中国“天”的概念的形成，到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可以看出文献资料十分翔实，怪不得20年做出来的。

对中国“天”的解释让人真的很有认同感，“四海之内”为“天下”，在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思想中，“民族”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全书也是持一个观念：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认识的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文化的意义最强，民族的意思较少，而全无国家的意思，到了近代才提出“民族”。

西方一直攻击中国缺乏对少数民族实施主权的正当理由，企图分裂中国，都回避了中国这么多年多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中华帝国从建立指出起，就已采用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四夷宾服”才是中国帝国的理想模式。仔细想想看，这样分析中国统治思想的核心没什么问题，到了近现代，治理显得很难超级中华帝国，可能就跟这些思想的变化有关吧。

这里还提到了科举考试制度对边疆地区的“华夏化”是起很大作用的，明朝开始，周边异族，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推广科举制度，建书院，后续才有人中举，科举是接近政治中心的一种最直接的途经，这在作者的《消失的“国民”》中也提到，福建晋江丁氏一族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本土化”。

最令人瞠目的应该就是新疆地区“中国意识”薄弱的原因了，清朝对新疆的政策充满了满蒙的私心。清王朝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都设立“旗缺”，即只能任命满族或蒙古人出任的官职，培养维吾尔人对满蒙的亲近感，对汉族防备。这一统一政策一看就知道新疆毛病在哪了，具有非常狭隘的民族性，妨碍了维吾尔人的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的形成，不仅给以后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了破绽，也是现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总结得太好了，确实这是一个重大原因。尽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开始致力于建设维吾尔人的“中国意识”，但是当中国国家衰落之时，对周边民族来说中华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绝对吸引力的文化，这时再希望他们建立“中国人”意识，不能不说为时已晚。再说当时新疆的交通和贸易，新疆与内地之间交通不便，而去苏联要方便得多，新疆许多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商人就是再20世纪20年代的“新苏贸易”中培养起来的。同时西边的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也在向新疆输送文化，这一系列对理解新疆而言简直就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