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政以来，曾多次向国内外媒体阐释中国开展反腐败的意义、现状、目标和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他说的一句话：“要让我们的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明显，对中国各级官员来说“不敢腐”，是压力下的畏惧、是被动的自我保护。而要做到“不能腐”则要依靠严格的制度限定，要把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公务开支与他们的私人活动进行清晰的划分。

随着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受贿一案近日在天津开庭审理，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官权在握，22人设计的案件已开庭审理，其中13人已获刑。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被判刑的13人中，12人涉贿，10人受贿超过千元，10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平均被问责追诉年限14年。

就当前来看，让“永远不受贿”成为市场新常态，可能需要三步走。第一步，就是“不敢受贿”。通过法治的完善，让“受贿做不大”，“ 受贿必受罚”，让受贿者无路可走，从而不敢受贿。第二步，就是“不必受贿”。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受贿的，有些人行贿是因为受形势所逼。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真正推动机构职能转变，让不该管的不管，该管的也必须沐浴在阳光下。第三步，就是“不会受贿”。 如果市场有着健康的机制和文化，受贿必然受罚，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敢受贿。

一些高级官员，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人物”，是怎么一步步重权在握的？他们在被选拔任用、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难道没有经过甄别、审查和不可缺少的民意测验与公众监督吗？贪腐之人能进行巨额的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及大肆挥霍公款，说明财务制度中资金支出支配上也存在漏洞。

现实社会中，手握权力的人确实不少，但真正善用、会用、能用好权的却不见得人人都行。官员都是文化人，怎么也跟绿林强盗似的“要钱不要命”呢。后来者要引以为鉴，在过“钱关”上多下点儿功夫官权在握，别再栽跟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