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知道林彪、叶群为儿子“选妃”的故事，却不知道江青也曾为自己的女儿择婿的内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参与这后一件事，特把经过情形记叙如下：

　　毛泽东有言在先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一九四○年八月生于延安，随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李讷的个人生活也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变。

　　李讷的相貌，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长得很淸秀。毛泽来转战陕北的时候，化名李德胜，江青过去的姓名，叫李舆鹤，所以李讷也姓李，取名则采自孔子《论语》中《里仁》篇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性格，沉稳而内向，从小只爱读书，话语不多，倒是应验了她的名字的内涵。

　　解放战争时期，李讷只能在马背上读书识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机会进入一所简易小学。到了北京以后，李讷插班到北京两郊的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讷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生活俭朴，毫不骄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六五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颷席卷大地，李纳也卷人了这个政治旋涡：她在军报带头“造 fan”，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色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二十七岁的“肖力”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已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运动情况。

　　未婚姑娘年轻有为，名气很大，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又属于中国的一个特殊家庭，当然为众人所瞩自，李讷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别关注，江青想为李讷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可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所以江靑也难以找一家“高门大户”，来一个“门当户对”。但是，找的对象总得讲政治条件，总得看人品，相貎、才干，气质和文化素养呀！当然，首先得要李讷自己满意，同时要得到江青的认可。江青反复物色以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张永生。

　　张永生红极一时

　　张永生何许人也？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生于一九四○年，原藉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夺权的过程中，又成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负责人；夺权以后，当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出身很好，正所称“根正苗红”。本人是共产党员，长得一表人材，长方形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浅色的玳瑁眼镜，白晳的脸孔，操看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辩才，而且艺术修养也不错，画得一手好画。总之，初次接触下来，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冲冲杀杀，“造反”起家的粗鲁汉子不同。

　　张永生他们在文革初期有一个阶段的处境非常艰难：“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负责人、向省委夺权的过程中，遭到了省军区等的抵制和反对，几乎寸步难行。但是，原浙江省省长周建人老先生却偏偏支持“省联总”的观点，这位老科学家、鲁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气。他亲自赶往北京，站在国务院大门外，说是“八十老翁无所求”，只要求面见周恩来总理，为“省联总”鸣不平。后来，“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出席会议，当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谈，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个青年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了张永生一派的夺权，驻浙江的野战军部队和空军部队也都站到了“竹联总”一边。张永生终于掌了权，成了浙江省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这个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艺术院校出身的红卫兵领袖，和李讷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副省长，和李讷的军报总编辑的地位相当。这样，张永生就自然地进入了江青择婿的视野。

　　钓鱼台受宠若惊

　　一九六八年，趁张永生上北京汇报情况的机会，江青提出要在钓鱼台住所单独接见他。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极高规格的待遇和殊荣，张永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他被接到钓鱼台江靑的客厅里边，但是没有马上见到江青。原来，经过江靑的精心安排，在接见之前，先让肖力（李讷）出来很自然地和张永生见了面，两人作了初次交谈。肖力当过《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张永生仰慕已久；而张永生在文革风浪中翻滚两年，能说会道，见了人“自然熟”。两个人一见面，谈得比较投机，据张永生后来对我说：“见了肖力同志，觉得很谈得来。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我说我是一九四○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说她也是四○年出生的，原来是同年。肖力同志还说，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对事物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看法。”

　　两个年轻人会面以后，江青再出来单独接见张永生，垂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张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起在北京见到江青和李讷的事，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几个月，在上海的张春桥接到江青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把张永生召到上海当面详谈一次，把张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汇报，这说明江靑在择婿方面有了新的考虑，她需要进一步从多方面来深入考察和了解张永生。但是，江青又关照张春桥，要他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出面谈话，从关心浙江形势的话题谈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别垂靑张永生的任何痕迹。

　　张春桥曲折考查

　　张春桥受此重托，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急着要办。但是他又考虑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张永生来上海，恐怕风声很快就会传出去，容易引起驻浙部队负责人的误解，也会造成另一派的波动。于是，他想由我出面去请张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经支持过浙江的“省联总”夺权，张永生上对我比较信任。因此，张春桥要我出面把张永生请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点猜疑。接到任务，我直接给张永生打了电话，第二天中午，张永生乘了一辆小轿车从杭州赶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贵宾室，由我先和张永生见面。我和张永生交谈了一小时左右，询问了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然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讷接触以后的反应。谈到最后，我单独出来把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小礼堂楼上的203会议室，张春桥接见了张永生，张永生意外地见到了这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非常兴奋，十分恭敬，一口一声“中央首长”，“感谢关心”。张春桥对他也特别地显得和颜悦色，只是绝口不提把张永生请来的真实意图，只是声称中央很关心浙江的形势，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况。

　　提到浙江的形势，张永生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絶，原来，由于他处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他还反复埋怨解放军部队“支左”不力，听着张永生絮絮叨叨地诉苦，无穷无尽地指责别人，张春桥微微蹙起了眉头，不时在纸上用铅笔记上几个字，张春桥淸楚地意识到：张永生恐怕连浙江的造反领袖都当不下去，还想常江靑的女婿吗？

　　谈话东拉西扯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多钟，张春桥结束了这次接见，绝口不提李讷或肖力。

　　告别的时候，张春桥并没有留张永生在上海住几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张永生走了以后，张春桥连夜整理了和张永生的谈话材料，密报江青。

　　此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形势一直不很稳定，张永生的错误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当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时候，他已被被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从此张永生的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江行也不再把择婿的目光投向张永生，张永生和李纳的那段没有发芽的“情缘”（恐怕连常事人也蒙在鼓里），也终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张水生被捕，判处无期徙刑，这是后话了。

　　（文/徐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