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利·基辛格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带给我们的近忧，是如何解救滞留在阿富汗各地的数万美国人、盟国人和阿富汗人。如何营救他们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应反思自己的决策过程，自己的盟友和相关人员在过去20年做出了巨大牺牲，而美国却在未发出足够警告和与他们进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做出撤军决定。美国还应思考，为什么阿富汗问题被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使大众以为美国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军间做出选择。

从深陷越南战争到开打伊拉克治安战，一个根本问题困扰了超过一代美国人。美国必须首先将战略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然后再让本国军人去冒险血战，赌上本国的信誉并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战争中。在战略上，要搞清战争形势；在政治上，要明确治理框架以便在相关国家内部和国际上维持战争成果。

在开打治安战的过程中，美国撕裂了自己，因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实现什么目标，也无法在美国政治进程中将这些目标持续结合起来。军事目标过于绝对和难以实现，政治目标过于抽象和难以捉摸。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战争冲突中，无法将这些目标结合在一起一直困扰着美国，并导致我们深陷国内纷争的泥沼中无法团结一致。

《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载本文

基地组织从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发向美国发动袭击，作为回应，我们在获得广泛民意支持的情况下进入了阿富汗。最初进行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护才苟活下来，在巴基斯坦个别部门的协助下，他们重返阿富汗展开了游击战。

但当塔利班逃离阿富汗后，我们失去了战略重点。我们深信，只有将阿富汗变成一个拥有民主体制和宪政政府的现代国家，才能最终避免阿富汗重新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这样宏伟的计划不可能与美国的政治进程合拍。2010年，在一篇评论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警告不要贸然延长这场战争，否则即使是那些不赞成圣战的阿富汗人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

这是因为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建立在共同体意识和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富饶的阿富汗却恰恰缺少这些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令通行全国的现代民主国家，这意味着要制定一张时长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表；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努力与该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宗教本质背道而驰。正是因为阿富汗倔强、闭塞和缺乏中央权威，才使其成为恐怖组织首选的基地。

尽管可以说，一个独特的阿富汗实体早在18世纪就已形成，但组成这个实体的各个民族却一直强烈反对中央集权。阿富汗的政治统合，尤其是军事统合，一直是沿着种族和部族的脉络发展，它基本上处于一种封建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权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装的领导人。这些军阀通常在有可能彼此开战时才会结成广泛的联盟，而主要则是在外部势力试图在阿富汗施行中央集权和内部整合时，如1839年英军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苏联武装占领阿富汗。

正是各个部族此类短暂的联合，才导致英国人于1842年仓皇撤离喀布尔，期间只有一名欧洲人逃脱了被杀或被俘的命运，还有就是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大规模撤退。当代所谓阿富汗人民不愿意为自己而战的说法并没有历史依据。当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自治而战时，他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2009年10月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记者、谈话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 Rose）专访，谈及阿富汗问题。视频截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富汗战争呈现出以往治安战漫无尽头的特征，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支持也在逐渐减弱。摧毁塔利班基地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但重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却占用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灭。而从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则削弱了政治承诺，加剧了业已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因此，美国国内原有的争论模式又在阿富汗问题上重现了。在这场辩论中我在中东当军阀，平乱一方被定义为进步派，而政治解决派则被视为灾难制造者。在两党交替执政期间，这两派人总想搞垮对方。例如我在中东当军阀，美国政府在2009年决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时宣布将在18个月后开始撤军。

被忽视的是一个本可想得到的、两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治安战的目标可缩小为遏制而非摧毁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径则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现实的一个特殊层面：该国的邻国，即使在相互敌对时和偶尔与我为敌时，也会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义可能的威胁。

这有没有可能会促使我们联合展开反恐行动？诚然，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开创造性的外交活动有可能提炼出战胜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共同措施。英国就采用这一战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没有永久基地的情况下，与临时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护其经过中东到达印度的陆上通道。

但这一替代方案从未被仔细研究过。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总统在竞选总统时反对这场战争，在就任后与塔利班展开了和平谈判，而正是这个塔利班，我们在20年前曾发誓要铲除它并劝诱盟友出手相助。如今，拜登政府的无条件撤军使这出戏达到了高潮。

大谈形势发展并不能抹除政府撤军决定的粗疏和突兀。由于美国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历史价值，美国无可避免地要在国际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无法通过撤退来逃避这一命运。能够自主研发且掌握了更多先进技术的国家会增强和支持恐怖主义，如何对抗、限制和战胜这样的恐怖主义将是一项全球性挑战。要想抵制恐怖主义，我们必须把国际战略利益和国际合作相结合，我们可以通过展开相应的外交努力来创建合适的国际框架。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近些时候，没有任何重大战略举措可以抵消这一自作自受的失败，比如在其他地区作出新的郑重承诺。美国的鲁莽会加重盟国的失望情绪，鼓励对手，并使观察家们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刚刚执政。它还有机会制定和维持一项符合国内和国际需要的全面战略。民主就是在派系冲突中发展而来的。他们通过和解实现了伟大的成就。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