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北到北京只有两小时车程，比北京市内交通更减省轻便。因此他清晨五点出发，抵达学府时，城市还是刚刚忙碌起来的模样，不断有人踩着高跟鞋或发出哒哒声的皮鞋向办公楼走去。做行政的老师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些教授的办公室则大多数空空荡荡，又过了半小时，才陆续有人进出。他在走廊等了一上午，终于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B老师。B老师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今天应该不会来了。那他什么时候会来？后天吧。后天他来？后天他有课。对方这样说以后，便锁上隔壁办公室出门了，他面前的门仍紧紧闭着。两天是个尴尬的时间，他想了想，决定在北京住下，后天再来一趟。

　　今年65的他身体仍然健朗，来过许多次北京，每一次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上转转，然后沿着长安街去王府井，经过王府井去东单，再转到崇文门。天气不晒，他穿了件蓝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一个装衣物的大袋子。他走路倒不晃悠，就是有些迟缓，也不是那种不可接受的迟缓，看得出他仍然颇有干劲，是那种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为家里干点活、心底里觉得自己仍然是一家之主的老人。在一家只有三四米宽门面的沿街店里，他吃了一整盘羊肉盖饭，又向老板要了点开水，喝了一杯，再装满茶壶。如果在家里，现在就该是午睡的时候，但是他稍坐了会儿，就继续往前走。重重叠叠的记忆使他陷入复杂的思索，一旦他的情感和某个地标吻合，他便会停下脚步，扬着头，顺着建筑物往围墙里面望，又转过眼，眺望马路另一头，或者在保安狐疑的目光下绕着门口兜圈子。那是常年沉浸在往事中的人才有的神态，但是在人人都有事办的地方，显得些许痴呆，些许可怜。消磨了一下午，最后他回到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大栅栏。四周又变得热闹，步行街上到处是男男女女，许多人手里还拿着烤鱿鱼和爆肚的小食盒，各色香味从四通八达的胡同里传来。他熟悉这个地方，但是说起熟悉，他也只是来过一次而已。前一次来北京，刚出火车站，就有人拿着塑封的彩色传单推销旅馆，他糊里糊涂被别人的车拉到前门，住了一晚，发现这里竟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旅馆，仿佛这儿就是个人造的丽江古镇。你怎么能想到北京的中心有这么一个游客集散地，天南海北来旅游的人们和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各行其是，毫不相干。他被人群簇拥着向前走去，问了几家旅馆，从便宜到贵的都有，如果不挑的话，一百来元的宾馆也有好多家。

　　他决定住在其中一家。门口只有一个柜台，一道狭长的楼梯通往二楼。二楼是家餐厅，写着店名的灯箱就在宾馆柜台旁边搁着，没有人招呼，负责房客登记的成了免费的引路员。三楼四楼五楼都是宾馆的地方。它只有进门的地方像是北京，几级大理石台阶，不能承重的装饰柱和斗拱上漆着整条街一色醒目的红油漆，里面和乡镇的宾馆没什么两样，甚至连装修风格都是相近的。换一道门，它会出现在湖北，再开一道，它会出现在河南。这样的门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格，最适合在公路一旁、原本不允许做门面的地方悄悄开一个口，迎进一些偶然路过，又不希望别人看到的房客。而那餐厅的招牌无疑是一种良好的遮挡。

　　北方干燥，倒没有南方旅馆的霉味，但是仍留存着上一个住户的气息，在冷而硬的空气里沉淀下来。他在床头坐下，敞开夹克，扣扣索索摸出一包烟。烟盒压坏了，里面只有四五根。他一口气抽了两根，然后开始打量四周。窗户朝北，有什么卡住了，只能推开一条缝。磨砂玻璃围起不到两平米的地方就是厕所，淋浴就架在抽水马桶侧边，空余的地方难以转身，几乎是让人坐在马桶上洗澡而设的。最令人担忧的是隔音，就在他慢慢抽着烟的时候，他不仅听见隔壁间电视的声音、男女交谈的声音、马桶放水的声音、走廊上拖鞋拖动的声音，还听见无数的声音从临街的地方撞进来。现在他走到窗前，倒是可以看清楚，下面的景象就像一幅风俗画。他喜欢人多的地方，从幼年起就是这样。他就像坐在自家门槛上，观察了好一会儿。他觉得这些人和事跟他心里想的没什么两样，仿佛他们从他的内心游走出来，幻化成了眼前的图景。他开始抽第三支烟。然后第四支。他隐约觉得不应该这么着急，但是只有当他把最后一支烟吸完，他才觉得快活了些。

　　虽然他第一次来得很早，第二次却有些迟了。耽搁的原因之一是旅馆的打印机坏了，而早晨值班的小姑娘显然搞不清楚情况。她来来回回把打印机掰开，左敲右打，又换了墨盒，两手都弄得脏兮兮，打印机却还是不肯出票，一直到老板娘过来，才麻利地重新修好。从老板娘的态度来看，小姑娘不像打工者，更像是刚来不久的同乡亲戚。为了给做生意的儿子抵税，他习惯留着住宿发票，虽说不开发票也不会怎么，或者先去见B老师回头再来取，但是现在这件小事让他极为不耐烦。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第一个原因的耽搁，他到学校门岗时，排队等登记身份证的队伍变得长了许多，原先只是排到岗亭前头的花坛边，现在一直站到外面马路的人行道上，和骑自行车蜂拥进入的学生们时时发生冲撞。门卫绝对是学校最负责的存在，即便有过来开会的领导拿出邀请函，若门卫没有提前收到与会名单，也被严严实实挡在外面，先登记再进。不过这一回他没有不耐烦，大学所持有的谨慎令人赞许。当他在登记表上整整齐齐写下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和拜访事由时，他所感受的不是质疑，而是更有尊严的力量。

　　B老师的办公室在一幢庞大建筑物的11楼。走廊极其昏暗，尽头一扇小窗，就像教堂深处窄而高的一道长方形窗——那光芒仅为了照亮这个匍匐的十字架型建筑顶端的十字架座，而让前来祈祷的人们仍处于黑暗蒙昧之中。他找到那间办公室，较为熟稔地敲敲门。他退后一步等待，没有人应。他不禁更加懊恼自己耽误了时间。就在这时几个人从对门的会议室走出，他下意识往里面望了望，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最里头的皮椅上。他没有见过B老师，但是仅仅从这个中年男人的侧影，他便辨认出B老师的存在。他走向B老师，而B老师也起身往外走，两人就在门口碰了个正着。B老师本来没注意到他，见他盯着自己看，又跟着自己在门口打了个旋，站在门口等自己掏出钥匙开门。B老师觉得很奇怪，但没有管他。他很激动，一方面经过长久的等待，B老师就确凿无疑地站在他面前，另一方面，他必须打破僵局，和B老师说上话。他开始自我介绍。他的自我介绍很直接，就在B老师扭开门锁的时刻，他向着背对他的B老师大声喊道，我是某某某，您记得吧，我给您寄过好几次信。因为他的大嗓门，刚才从会议室出来的人其中一个女士从过道另一头望了过来，并且同样大嗓门地说，B老师，您现在有客人啊。公允地说，女老师的嗓门并不大，只是走廊里的回声放大了她的细嗓门，这和老人的喊话有本质区别。听到肯定的回复后，女老师踩着高跟鞋继续向另一头去了。就在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曾经在走廊上看见过她，八成她把他当作可疑人士了，才特地问了一句。但是B老师的回答令他惊喜，那么，他是把他当作他的客人了。

　　B老师的办公室不大，大约十五平米，但是显得很气派。进门处有一张沙发，右侧面是一排书架，中间是书桌，书桌抵着左侧的墙。座椅在书桌和窗户之间，使他在办公时面朝着大门，以便礼节性地应对来客。和昏暗的走廊相比，办公室十分敞亮。B老师做出一个请的手势，他在沙发坐下，整个人都陷下去。B老师拖了带滑轮的办公椅过来，与沙发相对，比他高出半个身子。B老师说，您有什么事？他从衣物袋里掏出一团报纸，从报纸里掏出一本书，双手递给B老师，这是我写的书。B老师微倾下身，双手接过。他快速打量封面，题目，作者，出版社，和映衬在底下的柔光后的乡村图景，然后翻到目录页，停顿了几秒，右手将书页绷成一个弧度，页面一张张快速从右手大拇指滑落，被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凹槽接收。整个过程是快速而静默的，就像激光打印机一口气将一叠纸吐出。

　　老人望着B老师。他期待B老师用一些肯定的词汇，例如精彩、杰作、无与伦比、您写得太好了、引发轰动效应一类的词。他甚至期待B老师询问他的师承来历，于平常乡野发现珠玉，于碌碌众生面见高人，石破天惊，相见恨晚。但B老师快速翻完了书，沉默片刻，似是拿不准措辞。他还是一直望着B老师，直到B老师的视线从书底抬起，与他碰了个正着。B老师说，您就是为了这个专门跑一趟？

　　老人吞了吞嗓子，说，老师，给您寄的信，您收到了吧。我想过要不要随信寄来，但是想还是亲自见您一面。我在光明日报读到您的文章。老师，我知道您研究赵树理。没有比赵树理写得更好的了。您的文章称赞他是文学第一人，我太同意了。我真感动。我每次艰难的时候，想到赵树理，想到王金生王玉生，就又有了力量。

　　B老师气定神闲坐着，当老人提到他的文章时，他脸上只是露出高深的笑。见老人说得激动，他从旁拎出一筒一次性杯子，拔出一只，给老人倒上水，喝。老人接过水杯，却只在手里握着，继续讲述着对赵树理的崇敬。B老师说，赵树理确实很伟大，你还看过别的什么吗？你看过柳青吗？老人说，没有。B老师说，再读读柳青，周立波，浩然……老人点头称是，拿出一个小本，把名字一一记下来。完成了这番学术上的交流，老人的情绪似乎放松了些，连连叹了几口气。

　　老师，我一直想见您，跟您聊聊。从去年三月到今年年初，来过几次，都没见着。真不巧。B老师说，我这两年比较忙。老人说，我知道您忙，所以今天能见到您，我特别高兴。B老师再怎么冷淡，听到这样的话也不能无动于衷，他沉默了片刻，寒暄道，您怎么来的？老人说，我儿子开车送我到石家庄，我从石家庄坐火车过来。他在石家庄做建材，您知道不，就是大理石板，也卖木板，烤漆板。我昨天上火车站买了今天晚上回石家庄的票，也许会在儿子家住几天，看他什么时候有空把我送回家。我孙子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刚刚能看不带拼音的书，但没有图画他还是觉得没意思。您知道吗？H作家也是我们那里人，他就出生在我们县，现在搬别处去了，不过他写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我们那里为原型，别人看不出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老人骄傲地说着几次见到H作家的经历，好像H的成功让他脸上也有了荣光。但B老师并没有听说过这个H作家，因此也不明白他的骄傲从何而来。另一方面，B老师也不可能去了解H作家的事。如果过多地询问一个不知名作家，对B老师来说是一种冒犯。B老师岔开话题，说，我去过河北很多次，承德、北戴河都不错。老人说，河北就是北京的后院嘛。

　　来，喝点水。B老师说。

　　好的好的。老人把杯子握在手里，他这样用劲地捏着，纸杯子却没有捏皱，水汽仍热腾腾往上冒。老人说，我们这代人太苦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与我的命运奋斗。这么多年下来，我的人生经验对那些年轻人肯定是有益的。我一定要写一写。你知道吗？

　　这么说时，他几乎眼眶湿润。

　　喝口水吧。B老师说。

　　阳光从半面墙的窗玻璃外照进来，外面是东西各行四辆车的交通要道。在那几只大书架上，确立着事物的顺序。办公桌上也被各类书籍堆满了，学生的作业纸零零散散夹杂其间。旁边，折叠手推车装着一摞摞的书信，不难看出其中大多数是杂志、书籍等，将牛皮纸信封撑出立方体的形状。大概早上刚从收发室过来，就被拉去开会，还来不及归还推车。靠近窗户的地砖上，放着几叠没拆封的杂志，从牛皮纸发旧的程度来看，已经搁了很久了。可以料想他每次取来信件时，随手把不看的丢在地上，也不知道最后怎么处理。

　　外面忽然响起几下钟声，像是寂静被打破，四周一下子喧闹起来。那是下课的铃声。年轻的学生们涌向走廊，从南北两边门走出大楼，群蚁一样散布开来。但如果走近他们，会看到他们脸上流露着散漫和自负的神气。这栋办公楼和教学楼挨着，因此很快这气氛便传染到办公楼里，电梯也开始上下活动。办公室门没关，几个路过的学生好奇往里边望，走廊中央的公用复印机也开始响动，人们低声交谈，却因为走廊的回声格外清晰地传入每一个房间里。

　　这是我一生的经验。老人最后说。

　　B老师一再劝他喝水，老人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他向B老师索要联系方式，解释说自己不会经常烦扰对方。B老师在老人的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私人电话，老人合上本子，塞回衣物袋里。

　　B老师起身，两人一前一后走向电梯厅。B老师按了下行键，当他礼貌地把老人让进电梯，就像把老人推出去似的。办公室仍敞开着，不一会儿，B老师走进办公室，房门便重重地合上了。

　　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会后自助餐，来自北京的B老师、来自上海的D老师和来自广州的学者E君恰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短暂地专心咀嚼食物后，不知是谁先说起现今文学水准每况愈下。D老师说，90年代以后，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线，一些女作家为出风头什么都敢写，什么私人写作、身体写作，都是不该写的拿来写。B老师同意，那些好歹还算文学，更危险的是年轻人沉迷于网络文学，拿大好的生命写一些经不起咀嚼的小说，动不动百万巨著点击数亿，一代人都像摆在筛斗里的沙子，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不用一百年，五年后，十年后，就什么也留不下了。D老师叹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就是一时之文，面对鲁迅，面对《红楼梦》，该有多惭愧。经典从一出生就是经典。E君说，还有更可笑的，我爱人做编辑，成天有全国各地的退休老干部给他们寄自传，前面还有致辞，说，我的小说经过多年酝酿，文采斐然堪得诺奖，至少也是茅奖水平，缀上一堆某某市某某县某某学会某分局局长某小学校长的职位，网络小说和自费出书简直是败坏的两极。D老师冷笑了下，撇开虾头，把虾肉整个从断口吸到嘴里，一边说，老人家做什么不好，打打乒乓啊，跳跳广场舞，练练书法也行，干什么写小说。

　　话虽这么说，D老师也已经六十多了，至今仍笔耕不辍。B老师五十来岁，正好是做学术的黄金年龄。E君年轻些，刚满四十，但是头发都花白了，看上去和两位前辈同龄。他们面前的餐盘都装满了，小碗盛着汤，用和男劳动力食欲不相称的小勺子舀着喝。B老师说，我想起来，前些天就有个老头找我看他的小说，他是河北人，大概是靠近太行山那一带，人很不起眼，但是蛮客气。D老师放下筷子，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见过一个河北的，叫XXX，有次讲座，他突然跑到休息室，硬是聊了会儿，到他走了，我也弄不清他在说什么。E君恍然，你说的这个人我有印象，他那本书是不是叫《远志与遗念》？本来我不会在意这种事，但他那个人太奇怪了。去年我收到一叠手稿，还是用格子纸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我也懒得看，怕他有用，就给他退回去了。没想到他把手稿自己印成了书，又跑了过来，从河北到广东，专门送这本书给我，真是哭笑不得。当时我还在过暑假呢，他不知道怎么拿到我的地址，打了个电话说就在我家楼下，多么吓人。B老师惊讶道，原来我们都见了同一个人！D老师说，那他可真够不容易，又是上海，又是北京，又是广州，跑了半个中国。他这把年纪，可不要到新疆西藏去送书了。E君说，老人家也没事做嘛。B老师说，他图什么呢。D老师说，这倒不难理解，他年轻时大概也有文学梦，没机会实现，所以到老了弥补弥补。可惜他还以为现在是一个期刊一个批评家推荐就能一炮成名的年代，到处找抬轿子的人，轿子却早没了。

　　瓦罐里烧的辅菜土豆炖牛腩，汁液过于浓稠，像凝固的褐色糖浆。牙齿老化了，牛肉咬不动，挑出来，搁在盘子底下的垫纸上。倒也不至于那么功利，B老师说，现在开设老年大学、老年人活动中心，就是让他们不想进养老院的人有个去处嘛，写点东西，总比在自家门口黄昏恋靠得住吧。B老师是个善良热心的人，他经常把青年人当做笑话，但他对老年人审慎得多。E君则不同，劝告说，你要当心，稍微有地方让他们施展，就会被他缠住。而且他们经历了世故，尤其变得不可信。一套奉承的话他可能说给你听，也可能说给另一个人，只要别人也有漂亮的title。这在自传中格外明显，他们内心的想法经过日久年深的自我欺骗，早已被厚厚的石垢包裹，现在再想掰开，得从微观上做精确的努力，无异于把氢分子剖开，让氢离子撞击氢离子，bang。他做了个爆炸的手势，然后说，不可能的。

　　心灵的败坏就是这样发生的。至于我们，完全无需理会这些与文学的本质无关的事情。D老师把吸管插进饭后的酸奶，腰一塌，靠向椅背。老年人写小说，就像工人写诗一样，都是潮流。倒也符合他们的生活境遇，老年人话多，爱回忆，没人听，偏偏又有太多闲暇。工人整天被困在流水线，稍微有点自己心智的都想超拔出来，可惜从早忙到晚，就那一忽儿神游的工夫，至多也不过是灵感的碎片罢了，写诗可以，写点复杂的就暴露水平了。

　　当B老师、D老师和E君正在风景优美的度假区开会时，老头子也在路上。他坐在火车三人座的中间位置，左边坐着一个胖胖的年轻男人，一上车就抱着胸打盹，右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把ipad放在小桌板上外放看电视剧。老人腿伸不直，手脚也摆不开，坐得十分拘谨疲累。前座的小女孩被妈妈抱在怀里，脸往后看，一双眼在他身上来来回回。他本能地想去哄小孩，但很快小女孩被妈妈扳了回身，只有一双小辫子时时透过座椅间的缝隙映入他眼帘。餐车过来，小女孩要吃薯片，妈妈买了薯片，又加了一盒水果，一盒杏鲍菇牛肉饭。

　　老人也有些饿了，现在是下午六点，再过一个半小时到站，老人还是愿意下车再吃，便宜些。他这回出门是想把他的书捐给几家图书馆，但是图书馆馆员客气地说，欢迎赠书，但是我们接收的书要正规出版的，自印的小册子出了问题我们也没法负责，所以您还是自己留着吧。他又四处打听如何出书，数额不一，总归要几万块。是啊，有点不划算。但是比起他的一生，这点钱又算什么呢。

　　香味不断地从前座飘来，老人拿出他的书，试图凝聚心神。这本小说的前130页关于他的童年，一些分不清是散文还是抒情诗的片段，夹杂着回顾往事时的议论和感慨，包括他对家乡的看法、他对传统生活的认识、对白面馒头的渴望、对天安门城楼上激情的追思。其后300页关于他事业的跌宕起伏，他如何在人才的断层中以小学文凭进入乡镇机构，如何一步步、殚精竭虑爬到他退休前的职位，如何应对几任领导的重责和不满，如何反击同僚和后辈的诋毁。同时也有相当篇幅关于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以及儿女的配偶、儿女的儿女，这些生活细节在方方面面都可以预料，因此其波澜起伏就像拿着显微镜看手掌心的命运纹路，你必须抑制自己习以为常的脾气，和因过分放大产生的肉感的恶心，直至它变成褶皱的地貌和螺旋状的高山。最后50页是一长段人生的总结。这一部分最具有苦心经营的形式感，要么一段有三四页纸那么长，要么只有一行，用激烈的感叹号或意味深长的省略号结尾，只有在陈述报章上剪辑下的客观真理时，他才会使用强硬的句号。开始他十分愤怒，但是越写到后来，他的愤怒越被稀释，最后，几乎是以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尾。啊，他说，仔细想想，我的人生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应该满足，更加地为大家做贡献，把我一生的经验教训写出来。

　　他如此沉迷于“一生”的想法，自从小说完成，无论他去哪儿，他都背上他的一生。就像他年少时曾希望与自己命运搏斗，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在二十年、四十年、六十年的岁月后隐藏的东西。很难明白，这种领悟让人到底是更不幸，还是更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一些通往时代、通往首都、通往最辉煌的几座城市的管道。他虽然始终不过是一个游客，但他却以故地重游的心情，像一位自愿隐居的乡绅，谦卑而倨傲地，将自己放在了卷轴的中心。一个老人——此时，此地，此生。

　　回到石家庄，他把事情的经过跟儿子儿媳讲，儿子儿媳都不同意他出书。背转身还听见两人嘀咕。儿子说，费这些钱干什么，家里的事花钱印给别人看，可不可笑。儿媳说，你爸就是闲的，越琢磨越不知道自个儿是谁。就连他亲爱的孙子，也没有对家祖的大作表现出任何兴趣，吃着饭就蹲在电视旁边了。店里还经营石材，有朋友急着拿货。晚上他们给墓碑刻字，先清理了碑面，粉笔排版，让他数数上面有几个字。他再要和儿子儿媳谈出书的事，就只听见电镀磨头刺耳的呲呲声。石头是沉默的，它并不知道人们要在它身上凿出什么字。幸亏人们的姓名也如此简陋，那一小段生平，也不会造成工序上的任何困难。接着便是福荫子孙、怀念、哀思等。但是在老人眼中只觉得愤懑和凄凉。

　　他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县城，把自己存成三年五年的定期取出，化零为整。他付了钱给出版社，期待很快看见他一生的成果，但是书稿到了出版社，一审编辑拖了大半年，不愿意过审，二审编辑看了前30页陷入崩溃，于是稿件被转给实习生校对，很快实习生也不再出现，带教老师联系她时，实习生称自己已经受到不可逆的精神伤害，正在图书馆养伤。一审和二审编辑一起找到副总编，宁愿退钱也不想出这本书，认为出这本书会严重损害出版社的声誉。副总编觉得奇怪，拿到书稿，看了两宿，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呢，出版社社长和老人是同乡，不知道怎么攀扯上了。退稿后没几天，社长大人发话，既然人家辛辛苦苦写了，也不容易，就给人家出了吧。编辑们愤怒不已，私下议论。副总编说，H作家也在我们这儿出书，可能他们都认识吧。一审编辑抗议，这算什么，我们这里又不是河北作家俱乐部。副总编说，你既然通读过了，也不要再折腾了，直接出吧。二审编辑帮腔，反正也不会有别人买书看，就算买了也不信他能看完。一审编辑撇嘴，我不想当他的责编，不然我梦中都要撞墙。副总编说，你写一个书面的审稿意见，万一出版了被人嘲笑，你就以此为据自我保护。一审编辑一听，更加沮丧，觉得这事很可能发生，说，这有什么用，书上还不是写我的名字。一审编辑说着望向二审编辑，选题是你定的，我把责编让给你。二审编辑连忙躲开，别赖我呀，我知道它差，哪知道它这么差。副总编说，这样，你们俩各取个假名，一个责编一个策划，两个人都别跑。两人回到办公室，一人取了假名叫张文，一人取了假名叫王语，美编听说了，也取了个假名，叫李多彩，这几个名字印在封底，颇有民国文人匿名登报风范。

　　出版社寄了样书给B老师，请B老师写一两句推荐语。B老师倚着手推车，蹲地上拆开信封，一看到书名，不觉失笑。B老师装作没看见，过了半个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宽厚的B老师勉为其难，略一思忖，一挥而就：这是一本现实主义的力作，同时融会了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真实与破碎、朴拙与谵妄、过去与未来，几乎无法用言语称赞。读完这本书，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