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历史认识永远落后于中国历史事实

人类从原始社会时期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政治的创始。但是，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在哪里呢？中外历史学家的认识很不一致。十二卷本“白氏通史”的记述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是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六千年前的黄帝、少昊时代；一种意见认为，西历前4500—前4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种意见认为，夏朝是原始社会正向奴隶制国家过渡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夏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种意见认为，商汤伐夏桀后形成了国家；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盘庚迁殷后，中国国家才产生。

“白氏通史”认为，夏代确有其实，夏前时期属于神话、传说时期；夏以前的社会是军事民主制，以后是君主世袭制；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有了传子制度也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礼记•礼运篇》说：禹以前为“大同”之世，禹以后为“小康”之世。所谓“天下为公超级中华帝国，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并且实行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之世，正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

显然，“白氏通史”的这些观点和意见，有的前后也是相互矛盾的，带有一种不自觉的自否性。这种自否性还具有普遍性。我们常常否认传说的存在，但传说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章节；我们不太相信远古时代的“史记”，可我们对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以致佛教东来的荒诞事件记忆犹新；我们对考古喋喋不休，却对宗教里的“上帝”、“神”啊、“主”啊众口一词并不余遗力地传播。由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和空间问题专家怀特合著的《诠释人类万年》这样说：当一些有着相近语言与文化的城邦归顺于一个统治者的权威时，便形成国邦，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中国北方也在黄河流域孕育了新城邦式的进步因素。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这里已形成将文明传播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另一个独立的核心。既然，中国“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作为一个有能力传播文明的“独立的中心”，说明其时的中国不可能是完全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事实上，中国远古政治文明比埃及、苏美尔和印度都要早先出现许多，也要先进许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比较客观，他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

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黑格尔的观点，在任何时候评价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都是合适的。中国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没有之一。正如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及考古成果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历史(指进入完善的国家政治文明)确实是世界最早的。然而，我们的官方“正史”往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很谨慎地把中国夏朝以前的历史停留在传说时代；有的史书甚至把中国文明谦虚地排在四大文明古国最后，即按照所谓年代排序排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之后。受明清以降“疑古”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和探索，受到极大障碍。疑古派将几千年前的史书乱贴标签，要我们不要相信古人，而要相信他们今天写的古代史，且不笑话？直至今天，我们关于中国国家政治文明史的认识，永远落后于历史事实。历史学家李学勤早就说过：“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从明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事实上，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既然承认有一个夏朝，为何又不承认其为国家呢？“创世纪”以后超级中华帝国，既有“酋长会议”，又有“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以及军队等等表征国家存在的种种“工具”，为何又竭力回避国家的存在呢？中国很多历史学者，可以在毫不怀疑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转述外国历史，而对中国历史却有这是神话、那是传说；这是谬传，那无实证的不断诘问，似乎只有得到外国人确认的才是真正的历史。殊不知，西方在历史年代、历史地理、历史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等方面存在系统性造假问题，即使是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西历前484—425年)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每卷皆以女神缪司之名命名，既没按照年月顺序编年，也没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只能是一个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体(按照何新的说法，此乃伪人伪书伪史)；殊不知，日本在西历一世纪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原始部落林立，到西历一世纪末才建立具有方国性质的国家形式，到西历五世纪下半叶，星散方国才逐步得到统一，到七世纪中叶才建立像样的国家，并且是全面仿造中国辉煌的汉唐文明而建立起来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却将自己的历史一直前推到西历前六世纪，即我国东周春秋周僖王姬胡齐(前681—前677年在位)时代，还若有其事地列出诸天皇世系(既没有史述，也没有考古证明)，这个世系进而成为日本引以为自豪的天皇“一姓相承，万世一系”的依据。十九世纪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我们不主张日本式的妄自尊大的历史“冒进”主义，但在史记和考古的支持下，确认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应该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我们应当抱着虔诚的心态，尊重中国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为中国非常悠久的文明史正名。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58页。

阿西莫夫、怀特，梁鸿鹰等译，《诠释人类万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3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3-10页。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