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葛亮，我自然不能说陌生，但面对他的新长篇，我又的确多少存有些许“忐忑”，吃不准他的新作究竟又会给你啥样的体验？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非凭空而论。还是在2009年，本人曾受邀至香港浸会大学做了半个月的访问学者，校方给我的刚性任务就两项：一是给这里文学院的学生讲一次大课；二是和学院文学教研室的六位老师分别作一次交流，而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大课我自然会事先做些准备，至于与六位老师的单独交流则本以为兴之所致便可，但恰恰是那个最年轻的葛亮偏要给我“出题”，在交流之前先给我留下一扎厚厚的手稿并美其名曰为“请指教”，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可真是一次难忘的“烧脑式”阅读，作品确有许多吸引我、感动我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令我“头大”之处，说白了就是整体叙述在某些地方留有明显“作”的痕迹，“作”得令人读起来费劲。再往后就是差不多过去了六七年，曾经的同事告诉我说葛亮将他的新长篇《北鸢》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体蛮不错，让我给看看。看就看吧，大不了再“烧一次脑”！结果掩卷后的印象竟然是那种惊喜的生疑：“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葛亮吗？”我除了在前后两部分的衔接上还有点不满外，其余的评价就是三个字：“非常好！”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六七年，葛亮的第三部长篇《燕食记》杀青面世，这次带给我的又会是啥感觉呢？

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家国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啲乜》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尝？的确是葛亮这部长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切口，同时也是作品文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燕食记》关于美味佳肴的制作与品鉴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写得十分出彩。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活色生香，无不被葛亮状写得浓妆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贴、炸、熘、烩、焖、扒、氽、涮、卤、酱、炝……烹饪的十八般武艺在葛亮笔下被表现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比如本帮菜中红烧肉因其“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而广受食客欢迎，这是因为从食材开始就要有连上皮肥瘦夹花共七层的挑剔，以及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的制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码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邵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

烹饪也罢、品鉴也好，都离不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部《燕食记》，出场人物中有名有姓者好几十，主角儿自然是“大按师傅”荣贻生和他的高徒陈五举，这师徒俩“相亲相杀”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线，他们各自艰辛曲折的成长历程固然令人手不释卷，而推动整个故事发展和紧紧抓住读者心房的则是他们彼此个性的鲜明和命运的起伏。除此之外，在葛亮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无论主次、不分男女，随便拎出三五皆可见出鲜明的个性，而这些又是与他们的血缘、经历和成长环境紧紧勾连。比如锡堃、颂瑛、慧生、叶七、风行、司马先生、露露、谢醒……还有其他，无论葛亮着墨多寡，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和个性鲜活的“这一个”。有这样一群大大小小“活色生鲜”的人物支撑起《燕食记》的“四梁八柱”，作品想不抓人都难。

从作品面上的呈现看，同兴楼、十八行当然是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俩活动的主空间，般若庵、太史第、安铺、湾仔、观塘等则是作品里各色人等展示自己的次场景。但整部《燕食记》则是笼罩于一块巨大的自然时空之天幕下，这里上演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先后经历的诸如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作品中人的选择与作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可以从那片巨大而斑澜的时空之幕上寻找到些许缘由。荣师傅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广东，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他的人生自然不得不伴随着此后一系列的时代变革与风云际会而起伏；而弟子五举活动的主场景则主要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及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启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对于个人命运的兴衰起伏或多或少都会激荡起种种微妙的涟漪。比如作品行将结束之际，谢醒在动员露露去说服五举参赛时曾说道：“你们这个观塘的店，不长久”，理由就是“如今大陆开放，多了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观塘的老板们，心思活络的，都想着把厂子北上移到内去”。寥寥数语，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设的魅力跃然纸上。

“食”之成为《燕食记》的切入口是因为“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个“道理”固然很多，但葛亮这次选择的则是如何顺时、怎样做事、哪般立人？孤立地看，三者都很精彩，但对一部长篇而言活色生香，各有其美并不等于整体之美，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如何将这三块独立之美和谐完美地糅合成一个整体之美就成了决定《燕食记》成败之关键。

比之于《朱雀》《北鸢》曾出现的遗憾，葛亮这次在结构上做足了文章。从文本表层看，《燕食记》全篇由上下两阙共十六题组成。上阙九题以师傅荣贻生的传奇身世为主体，展示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粤地的时代风云变幻；下阙七题则以荣氏弟子陈五举的成长为核心，呈现的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终曲则以师徒二人在一场电视烹饪大赛中重逢而走向大团圆。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双线叙述结构，其长则在于脉络相对清晰，其短则略显机械，灵动感不足。为了补强抑短，葛亮在作品中特别设置了“我”这个角色来贯穿上下，这是一个赴港读书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学者，因其祖辈与荣师傅也算世交，因而多有交往，为此，“我”还特意申请了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不曾想到的是在研究尚未展开之时，竟传来了同钦楼即将结业、荣师傅出走的惊雷。为了抢救这段历史，“我”便加速了该项目的研究，也成了自由游走于上下两阙间的一个“自由人”，他可以将荣师傅和五举师徒俩在上下两阙间自由调度，容易混淆处也不妨加点近乎注释类文字。这样一来，上下两阙结构的短板在“我”的调度下就变得自由灵动起来，而且“我”的出现也使得读者在阅读《燕食记》这一虚构文体时自然产生一些非虚构的“幻觉”，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当然，《燕食记》之成功也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进入对葛亮这部新长篇的阅读之前，我正在集中阅读东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声》《戏年》和《问米》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总计18则中短篇虽各有长短，但善写人则是其共同特点，不多的着墨将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点给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一点在《燕食记》有了更宽广的表现舞台，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大大小小几十有余，着墨虽有多寡之别，但活灵活现则是其共同特点。还有语言，葛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其实都值得琢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葛亮语言的显著特色，但《燕食记》因事发粤港二地，一些粤语的嵌入在所难免，但在具体处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体，不仅不显生硬，反倒更见丰富。

《燕食记》的题材不能谓之为重大，但它所表现出的主题分量却不轻，且感染性极强。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对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同等重要；对文学而言，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本欲传递的内容与主题。

这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葛亮，我自然不能说陌生，但面对他的新长篇，我又的确多少存有些许“忐忑”，吃不准他的新作究竟又会给你啥样的体验？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非凭空而论。还是在2009年，本人曾受邀至香港浸会大学做了半个月的访问学者，校方给我的刚性任务就两项：一是给这里文学院的学生讲一次大课；二是和学院文学教研室的六位老师分别作一次交流，而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大课我自然会事先做些准备，至于与六位老师的单独交流则本以为兴之所致便可，但恰恰是那个最年轻的葛亮偏要给我“出题”，在交流之前先给我留下一扎厚厚的手稿并美其名曰为“请指教”，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可真是一次难忘的“烧脑式”阅读，作品确有许多吸引我、感动我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令我“头大”之处，说白了就是整体叙述在某些地方留有明显“作”的痕迹，“作”得令人读起来费劲。再往后就是差不多过去了六七年，曾经的同事告诉我说葛亮将他的新长篇《北鸢》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体蛮不错，让我给看看。看就看吧，大不了再“烧一次脑”！结果掩卷后的印象竟然是那种惊喜的生疑：“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葛亮吗？”我除了在前后两部分的衔接上还有点不满外，其余的评价就是三个字：“非常好！”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六七年，葛亮的第三部长篇《燕食记》杀青面世，这次带给我的又会是啥感觉呢？

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家国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啲乜》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尝？的确是葛亮这部长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切口，同时也是作品文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燕食记》关于美味佳肴的制作与品鉴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写得十分出彩。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无不被葛亮状写得浓妆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贴、炸、熘、烩、焖、扒、氽、涮、卤、酱、炝……烹饪的十八般武艺在葛亮笔下被表现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比如本帮菜中红烧肉因其“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而广受食客欢迎，这是因为从食材开始就要有连上皮肥瘦夹花共七层的挑剔，以及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的制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码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邵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

烹饪也罢、品鉴也好，都离不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部《燕食记》，出场人物中有名有姓者好几十，主角儿自然是“大按师傅”荣贻生和他的高徒陈五举，这师徒俩“相亲相杀”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线，他们各自艰辛曲折的成长历程固然令人手不释卷，而推动整个故事发展和紧紧抓住读者心房的则是他们彼此个性的鲜明和命运的起伏。除此之外，在葛亮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无论主次、不分男女，随便拎出三五皆可见出鲜明的个性，而这些又是与他们的血缘、经历和成长环境紧紧勾连。比如锡堃、颂瑛、慧生、叶七、风行、司马先生、露露、谢醒……还有其他，无论葛亮着墨多寡，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和个性鲜活的“这一个”。有这样一群大大小小“活色生鲜”的人物支撑起《燕食记》的“四梁八柱”，作品想不抓人都难。

从作品面上的呈现看，同兴楼、十八行当然是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俩活动的主空间，般若庵、太史第、安铺、湾仔、观塘等则是作品里各色人等展示自己的次场景。但整部《燕食记》则是笼罩于一块巨大的自然时空之天幕下，这里上演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先后经历的诸如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作品中人的选择与作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可以从那片巨大而斑澜的时空之幕上寻找到些许缘由。荣师傅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广东，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他的人生自然不得不伴随着此后一系列的时代变革与风云际会而起伏；而弟子五举活动的主场景则主要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及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启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对于个人命运的兴衰起伏或多或少都会激荡起种种微妙的涟漪。比如作品行将结束之际，谢醒在动员露露去说服五举参赛时曾说道：“你们这个观塘的店，不长久”，理由就是“如今大陆开放，多了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观塘的老板们，心思活络的，都想着把厂子北上移到内去”。寥寥数语，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设的魅力跃然纸上。

“食”之成为《燕食记》的切入口是因为“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个“道理”固然很多，但葛亮这次选择的则是如何顺时、怎样做事、哪般立人？孤立地看，三者都很精彩，但对一部长篇而言，各有其美并不等于整体之美，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如何将这三块独立之美和谐完美地糅合成一个整体之美就成了决定《燕食记》成败之关键。

比之于《朱雀》《北鸢》曾出现的遗憾，葛亮这次在结构上做足了文章。从文本表层看，《燕食记》全篇由上下两阙共十六题组成。上阙九题以师傅荣贻生的传奇身世为主体，展示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粤地的时代风云变幻；下阙七题则以荣氏弟子陈五举的成长为核心，呈现的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终曲则以师徒二人在一场电视烹饪大赛中重逢而走向大团圆。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双线叙述结构，其长则在于脉络相对清晰，其短则略显机械，灵动感不足。为了补强抑短，葛亮在作品中特别设置了“我”这个角色来贯穿上下，这是一个赴港读书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学者，因其祖辈与荣师傅也算世交，因而多有交往，为此，“我”还特意申请了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不曾想到的是在研究尚未展开之时，竟传来了同钦楼即将结业、荣师傅出走的惊雷。为了抢救这段历史，“我”便加速了该项目的研究，也成了自由游走于上下两阙间的一个“自由人”，他可以将荣师傅和五举师徒俩在上下两阙间自由调度，容易混淆处也不妨加点近乎注释类文字。这样一来，上下两阙结构的短板在“我”的调度下就变得自由灵动起来，而且“我”的出现也使得读者在阅读《燕食记》这一虚构文体时自然产生一些非虚构的“幻觉”，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当然，《燕食记》之成功也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进入对葛亮这部新长篇的阅读之前，我正在集中阅读东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声》《戏年》和《问米》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总计18则中短篇虽各有长短，但善写人则是其共同特点，不多的着墨将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点给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一点在《燕食记》有了更宽广的表现舞台，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大大小小几十有余，着墨虽有多寡之别，但活灵活现则是其共同特点。还有语言，葛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其实都值得琢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葛亮语言的显著特色，但《燕食记》因事发粤港二地，一些粤语的嵌入在所难免，但在具体处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体，不仅不显生硬，反倒更见丰富。

《燕食记》的题材不能谓之为重大，但它所表现出的主题分量却不轻，且感染性极强。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对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同等重要；对文学而言，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本欲传递的内容与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