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民

阿乙一直是当代文坛极具后现代气质的小说家，拓宽着我们对于“小说还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想象边界，也总对当代生活作出令人拍案惊绝的审视视角。2022年12月，阿乙新出版的长篇《未婚妻》，带着一如既往的后现代主义风尚，不过也为读者们带来了惊喜——读者能透过这部小说，看到阿乙，或者说，看到后现代文学温情的一面。

阿乙在这部小说里第一次写了自己还在江西瑞昌小城时的经历。可以看到，小说家在经历过人生种种之后，褪去了过去作品中许多尖刻的对抗、复仇式的角力、震惊的荣耀，有了一种回归书房、回归经典、回归个人的醇熟与安详。翻阅小说，与其说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瑞昌相亲故事，毋宁说，是在观看一个经历了太多现实震惊最终落居北京的作者在回望瑞昌的自己，看到此刻的作者对着过去那场最终未成行的瑞昌婚姻发生着无穷无尽的玄想。读者几乎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阿乙，坐在北京朝阳安宁的书房内，思绪游走在自己的命运、瑞昌的准岳母与未婚妻，以及书架上那些现代文学经典的谶语中，幽幽地去勾连起这些不同义项之间的奇妙互文。换言之，这部小说重要的不是彼时的“未婚妻”故事，而是此时此刻那个闲坐在书房里的阿乙正在进行的这个玄想的动作。正是这个动作，释放出小说的全部奥义。

时间魔法师

书桌前的玄想首先打开的是时间之门。“多年以后”“此刻的我”，总在小说的叙述者口中反复出现，让读者意识到作者带有回忆性质的写作，始终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出口之间。更不用说作者在文本中会直接用具体的年份、日期作为叙述线的“任意门”，来带领读者共同行进于这场回忆之旅——比如，阿乙的相亲事件发生的2001年，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年份。阿乙无疑是游戏时间的高手，在过去与当下的折返、再折返、再再折返里，一处处生命细节的意义都无限递增。

在折返时间的精神之旅里，我们看到的是阿乙在如此聚精会神地、充分在场地进行着个人“怀旧”，对于自己曾经在瑞昌的心境心事、对于相亲一事牵涉到的不同人、对于过去未曾好好体认过的那些事件，都要掰开揉碎了，去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怀旧本就是人的现代与后现代生活里关键性的心智行为，海德格尔曾把哲学的基调就定义为怀旧，当人们感受到自己的远居他乡——无论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还是真实地理空间上的，哲学就诞生了。阿乙在《未婚妻》里追怀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时，用了如此多的注释，在注释中还反复跟诸如《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后现代主义经典去对照、琢磨，进行形而上的体认、感受、思考，本就带有了哲思的意味。我想，推动阿乙在这本小说中一本正经地去做个人怀旧的内在动因，大概与作者试图对话的现代西方文化大师们别无二致，即惊异于自身处于时空飞矢的后端、远离了现代生命之源之乡的现实处境。

展开全文

于是阿乙在小说里化身为时间魔法师，轻盈地游走于一扇扇记忆之门之间，将初次见到“未婚妻”欧阳春、施银来家里游说、与欧阳春的房间谈话等等时刻，以细腻的、充满了丰沛感知的方式，带到读者的面前。细节的丰满，甚至到了执拗的程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自述的那样，他是在“强迫自己”，去打捞起那些曾经走过的生命史中没有被好好体验过的经历，“直到什么也没有撂下”。尽管作者在小说里曾遗憾地自述自己永远比不上《追忆似水年华》式的高贵、丰盈、对于美的经验的占有，但作为读者，我必须坦言，在记忆增殖术方面，他是绝对的贵族。我在读小说的时候，头脑中反复想到的正是巴洛克艺术，那样的繁复、冗杂，那样对于单调、贫瘠、直线性的历史叙述赤裸裸地拒绝甚至反对。

过去经验的戏仿者

当过去的某个时刻被叙述打开，阿乙在小说中便让思绪飞了起来。我的意思是，此刻那个在书房中做“玄想”这个动作的作者，开始自由出入记忆的领地，任意支配着对于个人相亲史的阐释权。在文本里，阿乙和“未婚妻”欧阳春的媒人施银，甚至自始至终被写成一匹马，细节饱满、真切可感；叙述人还拥有着对于某段记忆的评述权，每每回忆完一段，叙述人还会关联上另一段记忆，或是某部经典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某位哲学家讲的话，或是奉献上自己对这段记忆的分析感喟调侃自嘲……与所回忆的瑞昌阿乙相比，那个在北京书房里写作、玄想的阿乙，存在感简直强多了，就像一个飘浮着的幽灵一样笼罩着整个回忆的过程、无所不在，也像一个自由出入的国王——所有的个人经验、名著经典、思想段落、新闻段子……都不过是国王手下的一枚可资调动的砝码。

书房里的国王阿乙，与其说是回忆者，不如说是过去经验的戏仿者。因为作者的趣味、能量的投入，都执着于对自己瑞昌相亲经验的戏拟，整本小说的主题也就呈现出“正-反-合”式的复杂性来。首先，如前文所分析的，小说是一本被“离乡”处境催生出的返乡之书；其次，对于如何返回原乡的具体实践，小说是一本回忆之书；最后，因为早已不可能真的回到（精神/现实）原乡，更不可能复现个人的瑞昌相亲史，因此小说变成了对瑞昌相亲经验的一次戏拟，一次以靠近为名的远离，通过叙述者的垂范，作者在叩问读者，什么是记忆？——因而小说更是一本思考记忆的书。书房里的叙述者阿乙，对此并非没有阐发，他对于自己的权力、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回忆之事是有充分自觉的，他在小说里写道，“我的写作……依赖于一个有自己脾气的记忆之神，而不是依赖于历史真相”“我并不是自己人生的史学家，我只是记忆这个怪物的走狗，是它意识的执笔者”。

被文学选中

阿乙对自己瑞昌相亲经历进行饶有兴味的、充满了想象与细节的重述，在我看来，除了所选择的文学主题使然，其内在的冲动还包括对自己何以走到今天的反复咀嚼。从瑞昌阿乙到北京书房里的作家阿乙，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瑞昌的体制内警察，到成为北京的一名小说家，这其中的得失、成败、抉择之后命运的走向，又该如何把握？小说的题词“你从未得到，又谈何失去？”，在影射文本里最终没有走向婚姻的“未婚妻”，但在更大程度上，我隐约感到，是作者在对自己命运的冥冥叩问。除此，我想很难解释那个向瑞昌阿乙投掷观照眼光的叙述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叙述能量。作者将这个命运问题抛掷出去，却并不急着解决，在重述过往经历的过程中，在不断地阐释、联想、互文之后，过去的抉择、经历，得到了未曾得到过的充分注目与思考。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分析过原始部族中巫术的功用，认为巫术其实只是为面临恐慌、灾难的原始人类提供了一种解释，当无以名状的灾难在语言中得到了系统解释，族群便得到了疗愈。对于阿乙个人来说，写作——尤其是带有自我审视色彩的《未婚妻》，似乎也有着类似的倾向。

阿乙将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坦诚地放置在小说中，并不惮于袒露自己的困顿。他选择用文学来解决人生中一切问题，既选择它作为自己走向北京、走向人生荣耀的出路，也用它来思索、探索、疗愈这条路上遇到的痛楚。阿乙是被文学选中的人、是被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选中的绝佳作者，无论是他因为追求文学之梦写到重病的症候式的命运，还是其越来越走向内在自我探索的文学轨迹，都呈现出一个作家的文字与其个人命途的动人交织。甚至作者的出生年份1976年，也在暗示这位作者与一个更“现代”的中国之间的联系。对于批评家来说，阿乙的存在是一份幸运。而对于他自己，我想，文学的存在同样令人欣慰。祝福阿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