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重庆市万州区，即解放前的万县，1949年初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埠，来往客商很多。整个民国时期，四川贩卖烟土都十分猖獗，万县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转站。于是，万县警察靠着抓捕“毒贩”，中饱私囊，十分嚣张。

民国万县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傍晚，万县水上警察所所长宋国屏，忽然得到一名线人的报告，说当晚会有一名旅客携带吗啡来到万县。听了线人对这名旅客的外貌描述后，宋国屏立刻出发，带上十多名警察守在江边。

那个时候万县没有固定的码头，从重庆来的轮船先要驶进港湾，下船的旅客再乘坐小木船上岸。天色已晚，一艘大轮船缓缓驶来，宋国屏紧盯着载客的小船，目光来回搜寻。忽然，他扔掉手中的烟头，对手下警察说：“就是他，那个戴礼帽穿蓝长衫的胖子！”

身边的警察早已按捺不住，小木船刚刚靠岸，他们就一拥而上，把那个穿蓝长衫的胖子揪了出来，推推搡搡来到旁边的江滩，开始搜查。很快，警察就从这人手提的网篮中，查获了两大瓶约4公斤重的“沃水”（即制造吗啡的一种原材料）。

这种单打独斗的小毒贩，宋国屏见得多了，他立刻让手下把这人带到警察所，再进行审讯。奇怪的是，这名小毒贩既不辩解，也不挣扎，大大方方地跟着警察来到了杨家街口的水上警察所。

进屋之后，小毒贩也不客气，直接拉了一把凳子坐下，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证件，递给了宋国屏。宋国屏见这人一路上的表现，心中已经有了疑惑，赶紧接过证件。只是瞟了一眼，宋国屏脸色就变了，坐在面前的人可不是什么小毒贩，而是川鄂绥靖公署的少校参谋刘明德。

这下麻烦了，抓了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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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警察

国民党战局不利，川鄂绥靖公署原本设在湖北，一个月前才迁到万县。现在，川鄂绥靖公署是驻万县的最高军事机构，公署主任是陆军上将孙震，带领重兵驻扎于此。万县地方政府也明白，根本惹不起这帮军人，所以从来不敢过问川鄂绥靖公署的事情。

按理说，宋国屏立刻道歉，然后把人放了就行。但是，他却当着刘明德的面，给万县警察局局长谭佩庚打电话请示此事。谭佩庚一听说事关绥靖公署，立刻吩咐放人。但是，在场的那些年轻警察嚷嚷起来，说什么国家有法令，涉毒就要严惩，怎么能放人呢？

这群年轻警察什么意思，难道都这么有正义感？当然不是，他们才不管什么法令，只要能抓到走私烟土和吗啡的人，他们就能从中捞一笔，现在直接把人放了，他们不甘心。宋国屏于是把那两瓶“沃水”暂扣，将刘明德释放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绥靖公署派来了两名军官，还是把两瓶“沃水”都拿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绥靖公署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他们在贩卖吗啡？其实到了此时，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明白，战局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现在最好抓紧时间聚敛一些黄金银圆，将来逃命的时候可以用。所以，刘明德以及绥靖公署里的部分军官，开始合伙偷偷贩卖吗啡。

刘明德等军官参与进来，自然迅速在万县打开了市场，财源滚滚。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万县警察更狠，这些警察利用手中权力，四处缉查烟毒，将收缴来的烟土和吗啡转手卖出，赚了大钱。警察和自己争抢生意，刘明德等人自然心里不高兴，这次竟然还要查扣自己的货物，这不是明摆着与自己作对吗？

想来想去，刘明德决定报复万县警察局。于是，几名军官联系绥靖公署二处和“党政军联席会秘书处”的特务，开始秘密调查万县警察贩卖毒品的事情。要知道，万县警察是“地头蛇”，多年来没人敢动他们，所以他们也不避讳贩卖毒品的事情。

很快，绥靖公署的特务，就掌握了大量证据。

民国时期被查获的鸦片

万县当地的一些小毒贩子，很快就向刘明德坦白，他们晚上常常到警察局后门附近，警察局长、科长、队长，经常会在那里出售鸦片和吗啡。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柳树棠搜集证据后，专门派人抓住了两个小毒贩，作为证人。之后，他向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汇报了此事。

孙震并不知道手下贩卖毒品的事情，听说万县警察局长带头贩毒，孙震大怒。此时，他正忙于调兵遣将，试图依托大巴山，配合宋希濂的部队扼守川东门户，忙得不可开交。没想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警察局长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必须严惩。孙震当场下令，柳树棠会同军警联合督察处查办此事。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绥靖公署院内忽然开出两辆美式军用吉普车，后面还跟着两个连全副武装的士兵。吉普车一路开到了万县警察局所在的街道，军官一声令下，士兵立刻散开，封锁大街小巷，禁止任何人通行。刚刚开门不久的沿街店铺，赶紧把门关上，街上的行人也四散而逃，躲在暗处观察。

几挺机枪分别架在了警察局的前后门，机枪连长一声令下，士兵踹门而入。警察局瞬间大乱，没人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冲进一队士兵，警察虽然手中也有枪，但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敢反抗，都乖乖缴了枪。

整个警察中队被士兵赶到了饭堂里，全部面向墙站好，等吉普车上的军官下来，他们又被赶到了会议室。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长王化成、防谍组长魏光耀、谍报参谋龚少生、军警督察处稽查组长张祺等十多名军官，带领一队士兵开始逐个房间进行搜查。

万县警察局从局长到普通小警察，都毫不知情，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于是，一队军官很快就从警察局长谭佩庚、科长高伯齐、刑警队长刘炯尧、科员陈政和肖某等人的房间里，查到了吗啡若干、鸦片100多两，还有几套烟具。

警卫组长王化成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会议室，叫出警察局长谭佩庚等5人，问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谭佩庚直到现在，还没搞明白状况，怎么回事？查到警察局里面了？这是得罪谁了？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谭佩庚不知该怎么回答，几名手下自然也不敢说话。

警卫组长一声令下，这五人就被绑起来带走了。

民国犯人

在警察局附近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警察局长都被五花大绑带走了，迅速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县城。万县的老百姓议论纷纷，要知道，警察局长谭佩庚算是县城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了，平时都是横着走，哪个见了他不是陪着笑脸？一队士兵把他绑走了，这是什么情况？

谭佩庚等5人被带到绥靖公署，直接关进了军法处的拘留所。万县地方官员听说此事，立刻赶来求情，认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谭佩庚等人毕竟不是军人，犯了罪也要地方法院审理才对。

按道理说，确实应该这样，但绥靖公署的那些军官，就是为了报仇的，怎么可能放了谭佩庚？他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绥靖公署要亲自处理此案。地方官员怎么敢和绥靖公署斗呢？所以，万县的官员都乖乖回家，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军法处立刻提审谭佩庚等人，先前秘密关押的两个小毒贩也被叫来充当证人，谭佩庚这才明白，绥靖公署已经做了大量准备，自己不认罪是不行了。但是，谭佩庚为了减轻罪责，辩解说法币贬值，所有警察的薪水都无法维持半个月的生活，办公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无法维系。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查获的鸦片和吗啡偷偷卖掉，赚的钱一部分补贴了警察的伙食，一部分充当办公经费，剩下小部分与几名科长和队长分了。

其实，谭佩庚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统万县区行动组组长。谭佩庚本想依靠这个身份，保住一命，没想到万县区中统负责人陈治汉来探望时，绝口不提将自己救出去的事情。谭佩庚明白了，自己只是个小虾米，中统不会为了自己，和绥靖公署闹翻脸。

毫无悬念，谭佩庚等5人被判处了死刑。

民国刑场

1949年10月13日，万县下着小雨，绥靖公署派出大量士兵，在万县的大小路口警戒。老百姓已经得到消息，今天要处决谭佩庚等人，于是冒雨出门观看，连沿街店铺都关门歇业，老板带着伙计一起赶往刑场看热闹去了。

下午3点多，刑车拉着谭佩庚等5人，来到了车坝刑场。谭佩庚等5人都是五花大绑、背插死刑标牌，他们面色惨白，腿脚发软，被拖到了坝子中间位置，跪成了一排。围观的老百姓鸦雀无声，行刑官一声令下，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响起，谭佩庚等5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谭佩庚之死引起了万县和成、渝等地震动，大小报纸连篇累牍进行报道，纷纷赞扬川鄂绥靖公署执法严明，为民除害。尤其是万县的老百姓，平时经常受到警察的欺负，自然满腹怨言，现在看到警察局长被枪毙了，自然是拍手欢呼。

绥靖公署刘明德等军官，继续贩卖鸦片和吗啡，更加肆无忌惮了。至于此事的“始作俑者”，水上警察所所长宋国屏，则巧妙地躲过了这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