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研究”是一次跨学科的尝试，旨在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清代小说的作家风貌、情节展开、人物定位和雅集叙述等方面做出贴切而有新意的阐释。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陈庆著，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

本研究不同于一般清代小说研究的地方在于，虽然也同样关注作者、人物、情节和文本内容，但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经济人与社会人；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文人结社与文化传承，这些新的术语的运用，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小说研究的内容，也带来了新的需要克服的困难。

清代长达两百余年，晚清又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并深刻影响了作家生存状态和文本内容。

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对清代小说进行研究，既需要深入把握人文经济学，也需要完整了解清代小说，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研究的目的不是把清代小说当作人文经济学的例证，而是让人文经济学服务于清代小说的深入解读。

一、人文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人文经济学是近年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尤为鲜明地体现了把“研究财富”和“研究人”相结合的取向。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济学所固有的人文内涵在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被深入认识从而被系统化的产物。

古代学者（古希腊、古罗马）、经院学派（1100-1600）以及重商主义学派（1500-1800）更多关注经济活动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

以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为例，其经济学论述实为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何为适当的商业和经济管理，其目标是将经济适用性与道德可取性以及政治合理性彼此协调。此时的经济学关注人、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而不仅仅只是财富。

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开篇所说：“牟利的生活是一种约束的生活，而且，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追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1]

《尼各马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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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经院学派的学者，都普遍注意到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性”特征，比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2]，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强调“人天然是个社会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3]。

欧洲启蒙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生活作了第一次完整考察，系统回答了自利的个体如何与社会性生活相协调等核心问题。其中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年）为代表，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亚当·斯

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富论》），其论述中心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产生机制。

《道德情操论》

不能忽略的是，在以经济学家著称之前，亚当·斯密是一位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讲授过英国文学，并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加以评析，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以及人类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道德。

《道德情操论》自初版后，先后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在亚当·斯密1790年去世前共出了六版，由此可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程度。《道德情操论》指出，一方面，“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4]，即所谓的自利（self-interest），具有“个体性”；另一方面，“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环境”[5]，即所谓的“社会性”。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道德哲学问题由此形成——“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体如何能够获得一种适应于特定环境的社会性生活。

《国富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其答案包括了两个相互不同而又互补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人类的行为是由自利而非仁慈（felling of benevolence）所支配，仁慈并不能构成经济组织赖以运行的基础：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不论是谁，如果要和他人做任何生意，请首先照这样做：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会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6]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第二个方面：“自利的确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强大动机，但绝对不是唯一动机”[7]。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堪称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8]。

《道德情操论》明晰地区分了仁慈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作用。仁慈或同情心是个人化的，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会随着关系的疏远而减弱且“是不受约束的”、“不能以力相逼”，缺失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但“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9]，社会仍然可以“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10]。

而“正义”是这样一种美德，“对它的遵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11]。

《亚当•斯密全集》

它与诸如仁慈或同情心等其他社会美德之间的区别在于，“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其他一切美德都是不明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12]，缺乏正义会导致伤害和罪恶。

据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13]。

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市场经济赖以维系的道德哲学基础是正义准则。《国富论》在系统探讨现代市场经济时也采用了这一思路，致力于把经济学的研究放入道德哲学的框架中，进而从中寻找伦理基础。

19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供给需求均衡价格理论等的不断成熟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应运而生，“精密方法”或“科学方法”[14]在经济学中日渐居于主导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关注人、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但对“科学的方法和实验”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其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15]；“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

《经济学原理》

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16]这样一些论述，和古典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

但与此同时，马歇尔特别强调了“精密方法”的重要性：“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

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

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17]

《马歇尔文集》

一系列学者，如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弗兰克·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等相继运用了概率论、数理统计等工具来分析和解释个体的选择行为。

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27）等，开始引入数学模型来模拟计算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精密方法”或“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引用。

数学的引入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经济学家沉醉于逻辑上的演绎推理，使得经济学可以完全无视消费者在做选择时的心理过程和价值取向，并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剥离开来。

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范围也逐渐扩大至为现实中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经济学角度的建议。尽管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911）、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等人曾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模型提出质疑，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自1969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与数学有着直接或密切联系，如获得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1937）和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1948）。

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所谓“价值无涉”倾向，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没有什么关联，主张经济学研究应当避免卷入伦理因素或涉及道德评判，只需要探讨经营者如何基于利己动机追求最大利润。[18]

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便站在“道德中立”的立场上宣称：“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19]这已经实质性地背离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出的正义是整个社会主要支柱的伦理学见解。

《弗里德曼文萃》

“人文经济学”正是为了因应“数理经济学”的过度应用而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将经济学作为人文科学看待，与数学并无关系。

只是随着经济学的逐渐发展，逐渐产生出了运用数学模型解决问题的分支学科，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也助长了这一趋向，以致经济学的“数学”导向日趋严重，“人文”的意味越来越稀薄，一般大众也习惯于把经济学狭隘地理解为运用数字或者数学模型解决问题的学科。

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相当有必要的。换句话说，“人文经济学”是针对“数理经济学”而言的，茅于轼在《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数理经济学完全用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回答人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样、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怎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等问题[20]。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仅仅将人看成经济人，是一台只讲自利的计算机；而人文经济学认为人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有着经济道德和人格道德两个层面，经济道德即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利，人格道德即是对他人的同情心”[21]。

尽管人格道德不如经济道德那么实在有力，过于关注人格道德甚至有可能导致虚伪、作假等等欺诈现象，但是，一种屏蔽了人格道德的经济学，绝不可能圆满解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仍在不断充实之中。一些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讨论，如厉以宁，他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提出：

道德重整和社会信任重建都是文化建设的任务。如果把前面几章提及的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本书第三章）、文化调节（本书第四章）、文化包容（本书第五章）、文化自信（本书第六章）、文化制衡（本书第七章）、文化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本书第八章）、文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本书第九章），加上本章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我们能不能说，未来的人文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概括了经济学人文方面的基本内容，突出了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强调了第三种调节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22]

厉以宁所说的第三种调节指“道德力量的调节”[23]，包括“习惯的调节、风俗的调节以及若干共同遵守的约定或惯例的调节”[24]，第三次分配指“个人在得到纳税后的可支配收入时，出于自愿和爱心，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做出的捐赠”[25]。

《文化经济学》

这些观点在学术界能得到多大认同还未可知，比如他在谈论道德力量时，并未像亚当·斯密一样，将道德分为“正义”“仁慈”等多个方面，而是撇开“正义法则”来强调“仁慈”的意义。但毋庸置疑，厉以宁的思考充实了人文经济学的内涵。

该书所关注的若干问题，如效率的道德基础，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之关系，文化的演进、传承和共享，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起点公平性和结果公平性，经济研究中的社会心理研究等，具有显而易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研究表明，人文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着广阔的阐发空间和应用空间。

人文经济学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它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致力于结合价值关切和经济学的道理，分析各种人文现象和经济现象。

《师说——人文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可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两大类：规范经济学是依据一定的道德价值判断，提出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标准，并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旨在回答“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实证经济学是描述、解释、预测经济行为的经济学，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问题。

人文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需要对经济活动本身及其造成的后果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指出哪些是“值得的”“应该的”，哪些是“不值得的”“不应该的”。比如，在社会公平方面，较之数理经济学只讲效率，人文经济学不仅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考虑公平，而且把分配的起点公平性和结果公平性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

其二，回归日常生活，用生活语言而不是数学方程式来说明经济学的规律或道理，是其特点和魅力所在。

它关注日常生活中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讨论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人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重在对生活和人生的理解，理论结构的严密和完整并不是它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三，人文经济学是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文学等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是跨学科的经济学。经济社会是由无数个处于不同需求层面或者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人和团体组成的，他们的需求或者目标构成了各类经济活动的动力。

虽然数理经济学能够通过数据或者图形对经济现象或结果做出更为精确的描述，但更为复杂的社会变动则超出了数理经济学所能把握的范围，社会结构变迁因素、历史发展因素、行为主体心理因素等都难以获得精确的数学表达。

《拓宽经济思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

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以“数理”屏蔽“人文”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之形成对照，在人文研究例如文学研究领域，以“人文”屏蔽“数理”的做法，则更为流行。

这样看来，人文经济学不仅可以适当补救数理经济学之偏，也可以适当补救人文研究之偏。譬如，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以达成对作品和作者的深度理解，就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做法。

二、本研究的学术前史与独到之处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展开。其中，郭沫若《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26]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状况、婚姻与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对《诗经》《书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及其变革；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27]《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28]等文章认为，存在于诸如诗、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史料要比官书、正史更为生动、正确，透过以三角恋为题材的元剧可以窥见有元一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20世纪40至60年代，一些学者从经济的视角来评述文学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增宝等六人联合署名、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古代小说的《红楼梦与中国经济》[29]，从“18世纪的中国——红楼梦时代”“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红楼梦》时代的社会经济”“王熙凤与贾探春——两个理财家”“从贾太君到刘姥姥——《红楼梦》时代的社会阶段”等角度探讨了《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为考察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所提供的详实背景材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为切入点的学术成果日渐丰厚。

一方面，从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中为古代经济史研究寻求例证的情形大量存在，例如陈大康《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认为文学作品“虽是小说家言，但也确是当时世道风情变化的真实写照”[30]，并以明代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例证，论述了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士人与商人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方面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杨海军《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提出了历史广告学的概念，结合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学科框架，对中国古代广告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其中即包括运用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论证广告学的发展流变。

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则从晚明俗文学的繁盛切入，从技术进步、原料供给、书籍需求及价格、明末江南的出版人等方面考察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在物质背景方面，诸如线装技术、刻书字体等印刷技术的改良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在人文方面，陈继儒、冯梦龙这样的出版文化人的涌现对当时出版业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刘晓艺《衣食行：醒世姻缘传中的明代物质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以《醒世姻缘传》为史料依据，着重探究了包括衣饰、奢侈品经济与金融制度、饮食、旅行等方面的物质史，旨在“对明代世俗生活中的物质层面作一番梳理和廓清”[31]。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发表了黄霖、王兆鹏、王毅、张兵、李桂奎撰写的以《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专题讨论）》为题的系列论文，涉及“作为文学研究新起点的经济视角”“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等议题，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32]。

《文学研究的新经济视角与分析方法》

许建平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五册），张觉、裴毅然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十册），也以经济与文学作为话语中心和研讨对象，其中许建平撰写的《文学研究的新经济视角与分析方法》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路径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二，寻求经济利益与文学表现在情感层面的共振关系；其三，寻找利益情感与精神情感在美感层面的交融转换关系；其四，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33]，并以《金瓶梅》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流通货币质态、货币与消费观念等作了具体阐述。

就“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而言，以往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侧重总结“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如冯保善《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阐述明清时期“繁荣的江苏经济”为该地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肥田沃土”[34]，并对明清小说中诸如发达的苏南手工业、繁荣的市镇经济、活跃的商业贸易等经济史料进行了梳理。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在考察《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等作品以及流派盛衰的基础上，指出“稿荒严重与利润丰厚的双重刺激”促使书坊主“进入创作领域”[35]，他们所主导的迎合大众口味的风气，对当时的长篇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较深远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以古代书坊刊印过程中的发兑销售环节为切入点，从广告造势、名人效应、刊印质量等三方面对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方式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书坊主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的直接推动力”[36]。

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载《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从商业资本的介入、刊刻技术的革新以及商业交通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明代小说大众化传播的成因，认为商业资本注入民间书坊形成的数个规模化的印刷中心促使出版书籍的种类激增，刊刻技术的革新降低了小说的印刷出版成本、提高了大规模刊印的效率，而商业交通及邮驿的发展则进一步打破了小说的地域传播界限。

王毅《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认为，明代皇权构成了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造成了皇权对经济的垄断，比如在与个体商户的交易中享有定价权等，并论述了这些“权力凌驾市场”[37]的法则在诸如《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通俗小说中的具体展现。

《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程国赋从小说的选题、出版、发售等环节入手就“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这一主题发表了系列论文《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论明代书坊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析》（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等。

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对北宋文人入仕前经济状况和收入来源、入仕后收入及开支、贬谪、守制与退职期间的经济状况以及仕途以外文人的经济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发现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文人，其经济来源和收入支出水平均有显著不同，这些差异和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

TianYuan Tan（陈靔沅）撰写的《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自得超然之曲——16世纪中国北方贬谪官员和文人会社》，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10，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0年版）从社会经济生活角度研究明中叶散曲、杂剧的发生和发展，第三、四、六章围绕王九思、康海、李开先的结社活动展开论述，认为曲社（qu community）不仅具有社交功能，还提供了创作场所和环境，曲的创作、传播等与某些特殊交游场合（如祝寿）有关。

白振奎《从宫阙到竹林——魏晋士族经济生活与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论述魏晋士人的财富观和文学表现的基础上，从饮酒、养生服食、丧葬、庄园经济、庶族生活等五个方面概括论述了魏晋士人经济社会生活的大体面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经济上的宽裕使得魏晋士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艺术创造，产生了诸如王羲之、顾恺之、陶渊明等极具个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从宫阙到竹林——魏晋士族经济生活与文学》

左鹏《唐代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学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对唐代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南北方文化交流情况、唐代岭南文学的特点、唐代岭南文学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岭南的社会经济在唐王朝强化治理以及北方士族不断涌入的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岭南文学的格局，也基本上以流动文人构成，他们以广州、桂州为中心，集中于这条轴线的岭南各州，并以自己的创作和影响力形成了早期岭南文学的特殊风貌。”[38]

徐永斌《试论吴敬梓对文士治生生态的反思》（载《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普遍存在的文士治生这一现象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认为吴敬梓由于不善治生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是其将文士治生作为《儒林外史》关注重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下层文士的两种主要治生方式——教育市场和文士游食则构成了《儒林外史》中文士治生描写的重点。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徐永斌著，中华书局2019年3月版。

其二，致力于挖掘“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经济生活”，如陈大康《论贾府的经济体系及其崩溃》（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期）对贾府的收入支出做了详尽分析，在收入方面，贾府的地租由货币地租为主、实物地租为辅的形式组成，在支出方面，月钱和年例、金银首饰、庆吊往来等巨额消费占据了大部分支出额度，由于贾府奢侈无度，寅吃卯粮，最终导致了经济体系的解体。

沈端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经济角度研究古代文学作品，通过与大量的经济史料相结合的方式，对作品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结合吴敬梓的生平及其诗文创作，从江南士绅的婚姻与家庭、经济状况、科举生涯及心态、文化娱乐生活与交游等四个方面对《儒林外史》作了解读，以个案分析的方法论述了清康雍乾时期江南士绅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张麒《红楼梦经济学》（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对《红楼梦》中描写的诸如探春新政、王熙凤敛财、贾母散余资、抄检大观园等经济事件作了细致考察，并结合清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史料，揭示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

叶楚炎《论儒林外史中的经济关系》（载《江淮论坛》2015年第1期）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小说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了一条贯穿整部小说的重要脉络，整体经济关系以及个体士人经济状况由盛转衰的变化，与整部书的盛衰变迁相互呼应，随着“线形的链条式传递”以及“以某个人物为核心的辐射式传递”[39]这两种经济关系的逐渐崩溃，与之紧密相关的士人的经济状况和生存状况也急转直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以四大奇人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经济上自给自足、精神上自尊自足，为士人提供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新途径。

《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将文学作品分为唐以前文学、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等五大部分作了讨论，通过对《史记》《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不同作品的分析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商人形象的演变史。

尧育飞《儒林外史徽商群像的建构策略》（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认为，《儒林外史》中的徽商，在与名士和官僚这两大阶层的碰撞中，骄横和卑微的两面性得以充分展现，而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徽商变身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可称为是以经商为业的儒生。

《荣国府的经济账》

陈大康《荣国府的经济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通过分析书中“已有交代的经济细节”，“展现贾府整体经济框架及其运行机制”，同时对“各人物所处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交叉点”做更深入的审视，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有经济利益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它是各人物的思想、语言、行动以及人物间相处准则的重要决定因素”[40]，《红楼梦》中的经济活动，在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以及烘托作品气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较之现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独到的学术价值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清代小说家研究方面，从人文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分别从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以加深对作家的理解。

一个清代小说家在何种社会关系中生存，以何种方式生存，谁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来源，以何种方式提供生活来源，小说家如何回馈给他提供经济资助的人或团体，小说家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如何超越其作为经济人的一面，都是此一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吴敬梓为例，他的创作生涯，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诗文为主，致力于书写个人关切，凡涉及科举“功名”的作品，通常表现出急切的渴慕之情或求而不得的焦虑痛苦。后期以《儒林外史》为主，对科举的不满不再是因为个人的“功名”不遂，而是因为这一制度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后果。

吴敬梓由个人关切向社会关怀的转变，始于对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科的反思；而与《儒林外史》写作几乎同时开始的《诗经》研究，也有助于确立社会关怀在《儒林外史》中的主导地位。其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第二，在文本解读方面，侧重点不是“经济生活对清代小说生产的影响”，也不是“清代小说所呈现的经济生活”，而是清代小说中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个人意志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的交错。本研究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来分析清代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及生活内容，以加深对小说文本和小说史的理解。

民国间《红楼梦》月份牌年画

以《红楼梦》为例，人际交往中的馈赠关系，无论是主动馈赠，还是应人之求而馈赠，都涉及到馈赠方和接受馈赠的一方。《红楼梦》既着眼于馈赠一方，如薛宝钗、薛蟠、荣国府三代主妇、甄士隐等，写出了不同的馈赠动机和馈赠方式，也着眼于接受馈赠的一方，如刘老老、贾雨村等，写出了不同的酬报动机和酬报方式。

而馈赠方和受馈赠方的所作所为，不仅关联着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和人物个性，也引发了人际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人文”与“经济”的双重视野下考察《红楼梦》中的馈赠行为，有助于加深对《红楼梦》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和丰富内涵的理解。

三、本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总体框架

清代是一个各体小说全面兴盛的时代，白话章回小说的数量远过于明代[41]，话本小说有五十余种[42]，文言的传奇、笔记有五百五十余种[43]。其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清前期（1644-1735，共91年）、清中期（1736-1840，共103年）、清后期（1841-1898，共58年）[44]。

《清代小说史》

按照萧相恺关于古近代小说史分界的论述：“从庚子国变后，中国的小说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真正近代化了，古、近代中国小说史间的界标正应插在1900年”[45]，1900年至1911年间的小说不在本研究关注的范围之内。

清前期各类小说发展并不均衡，其中章回小说缓慢前进，文言小说蓬勃发展并达到顶峰，话本小说日渐式微。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大致可分为六类：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世态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话怪异小说以及艳情小说[46]。

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以改写、修订、续补前书为主，并与神话怪异小说、人情世态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其他小说流派杂糅，产生了诸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乐田演义》《前后七国志》《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蔡元放评定本东周列国志》《梁武帝西来演义》《女仙外史》《台湾外纪》《三春梦》《梼杌闲评》《新世弘勋》《铁冠图》《樵史通俗演义》《七峰遗编》《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作品。

英雄传奇小说有《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征西全传》《混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等八部作品。世态人情小说有《玉娇丽》《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姑妄言》《林兰香》《惊梦啼》《炎凉岸》《疗妒缘》《善恶图》《世无匹》《海烈妇百炼真传》等作品。

才子佳人小说有《平山冷燕》《飞花咏》《定情人》《风流配》《人间乐》《蝴蝶媒》《好逑传》《春柳莺》《孤山再梦》《两交婚》《吴江雪》《绣屏缘》《锦疑团》《醒风流》《情梦柝》《合浦珠》《宛如约》《凤凰池》《英云梦》《玉支玑》《飞花艳想》《赛花铃》《五凤吟》《梦中缘》《赛红丝》《梦月楼情史》《金云翘传》《麟儿报》《生花梦》《二度梅》《合锦回文传》《快心编》《女开科》《巧联珠》《集咏楼》《终须梦》《画图缘》《鸳鸯媒》《燕子笺》《归莲梦》《锦香亭》《幻中真》《铁花仙史》等近四十部作品。

《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

神话怪异小说有《济公全传》《后西游记》《大禹治水》《草木春秋演义》等四部作品。艳情小说有《桃花影》《灯月缘》《梦月楼》《巫山艳史》《春灯谜史》《梧桐影》《风流和尚》《杏花天》《灯草和尚》《株林野史》《妖狐艳史》《肉蒲团》《空空幻》《东游记》等近六十部作品。

顺治至雍正年间，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盛极一时，仅作品集就有几十部之多，大致可分为传奇、志怪、轶事、杂俎等四类。

传奇类作品主要收录于张潮编选的《虞初新志》中，共一百五十篇。

琅嬛山馆刊本《虞初新志》

志怪小说集主要有徐芳《诺皋广志》、陆圻《冥报录》、东轩主人《述异记》、佟世南《耳书》、吴陈琰《旷园杂志》、徐岳《见闻录》等。

轶事类小说，又称志人小说，涉及明人遗事、近人轶事、今人稗史趣闻、小说地志等多方面，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宋起凤《稗说》、汪琬《说铃》、王晫《今世说》、王士禛《皇华纪闻》、褚人获《坚瓠集》、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章无功《汉世说》等作品集。

杂俎类笔记成千累万，代表作品有王士禛《池北偶谈》、钮琇《觚賸》。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清初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共收录作品四百九十余篇，题材广泛，有涉及科举制度诸多方面的《司文郎》《于去恶》《三仙》《叶生》《贾奉雉》《三生》《王子安》《素秋》《神女》等篇目，有反映社会生活悲欢离合的《席方平》《乱离二则》《红玉》《窦氏》《向杲》《伍秋月》《商三官》《博兴女》等篇目，有描写真挚爱情的《香玉》《青凤》《婴宁》《小谢》《莲香》《阿纤》《青娥》《阿宝》《白秋练》等篇目，有涉笔世俗民风的《胡四娘》《凤仙》《镜听》《夏雪》《罗刹海市》《云翠仙》《劳山道士》《马介甫》《曾友于》《吕无病》等篇目。

清初的拟话本小说，涉及历史传说、现实新闻、民间故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可分为杂演诸事和地方故事两大类。

杂演诸事类的作品约有十六种，如东鲁古狂生《醉醒石》、李渔《连城璧》《十二楼》、酌元主人《照世杯》、云阳嗤嗤道人《警悟钟》、华阳散人《鸳鸯针》、天花藏主人《云仙笑》、圣水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笔炼阁主人《五色石》、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守朴翁《醒梦骈言》、谷口生辑《生绡剪》、心远主人《二刻醒世恒言》，李渔的《连城璧》和《十二楼》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蔚文堂刊本《西湖佳话》

地方故事类主要有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石成金《雨花香》《通天乐》三种。还有部分涉及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如无名氏《人中画》、鸳湖烟水散人《珍珠舶》等。

清中期小说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产生了一批著名作家，如吴敬梓、曹雪芹、李绿园、李百川、夏敬渠、李汝珍、纪昀等。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大致可分为十类：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儿女英雄小说、世态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话怪异小说、儒林小说、荒诞寓意小说、杂家小说以及侠义公案小说[47]。

历史演义小说基本延续清前期的写作路线，以改写、修订、续补前书为主，并无太多变化，有《列国志辑要》《东汉演义评》《大隋志传》《鬼谷四友志》《走马春秋》《后三国石珠演义》《北史演义》《南史演义》《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大红袍》《小红袍》等作品。

英雄传奇小说约有十几部，如《双凤奇缘》《忠孝勇烈奇女传》《粉妆楼全传》《平闽全传》《飞龙全传》《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楼》《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北宋志传》等。

《飞龙全传》

儿女英雄小说是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流派，有《野叟曝言》《雪月梅》《岭南逸史》《绿牡丹》《九云记》《群英杰》等作品。

世态人情小说，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超越了前期：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思想艺术达到了空前高度；李绿园的《歧路灯》和庾岭劳人的《蜃楼志》也是佳作。

此外还有《幻中游》《痴人福》《清风闸》《雅观楼》《桃花扇》《绣鞋记》《玉蟾记》《善恶图全传》《警富新书》《三续金瓶梅》《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圆梦》《增补红楼梦》等作品。

才子佳人小说发展势头明显减弱，作品数量不及清前期的一半，有《金石缘》《金兰筏》《离合剑莲子瓶》《归莲梦》《醒名花》《犀钗记》《白圭志》《白鱼亭》《五美缘》《二度梅全传》《雪梅记》《水石缘》《驻春园》《虞宾传》《梅兰佳话》《听月楼》《西湖小史》《三分梦》等作品。

神话怪异小说逐渐走出低谷，产生了《绿野仙踪》《瑶华传》《何典》《希夷梦》《济公传》《南海记》《平鬼传》《精神降鬼传》《飞跎全传》《常言道》《海游记》《跻云传》《桃花女阴阳斗传》《狐狸缘全传》《婆罗岸全传》《雷峰塔奇传》《走马春秋》《锋剑春秋》《回头传》等作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清中期唯一一部长篇儒林小说，“深深影响了鲁迅、张天翼、钱钟书等现代作家，堪称后世讽刺小说之圭臬”[48]。

艺林山房藏板《绣像绿野仙踪全传》

荒诞寓意小说发轫于清初的《斩鬼传》，至清中期逐渐形成为一种小说类型，产生了《妆钿铲传》《平鬼传》《常言道》《海游记》《何典》等作品。

杂家小说兴起于清中期，以李汝珍的《镜花缘》成就最高，此外还有《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等作品。

侠义公案小说兴起于清中期，由侠义和公案小说相结合而成，有《施公案》《忠烈侠义传》《彭公案》《于公案奇闻》《天豹图》《争春图》等作品。

清中期文言小说以传奇、志怪为主，前者受《聊斋志异》影响颇深，后者志在拟晋。传奇一脉的文言小说集主要有和邦额《夜谈随录》、沈起凤《谐铎》、曾衍东《小豆棚》、乐钧《耳食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荆园居士《挑灯新录》、俞梦蕉《蕉轩摭录》、冯起凤《昔柳摭谈》、管世灏《影谈》等。

志怪一脉的文言小说集主要有王椷《秋灯丛话》、袁枚《子不语》、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屠绅《六合内外琐言》、金捧阊《客窗偶笔》、许仲元《三异笔谈》、慵讷居士《咫闻录》等，其中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袁枚《子不语》成就最高。

清嘉庆二十一年北平盛氏刻本《阅微草堂笔记》

清后期章回小说大致可分为七类：神话怪异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儿女英雄小说、世态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以及狭邪小说。

神话怪异小说多为佛道之作，有《评演济公传》《绣云阁》《八仙得道传》《升仙传》《七珍祖师列仙传》《明月台》《平金川全传》等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评演济公传》。

英雄传奇小说以改编、续补和模仿前人作品为主要方向，有《瓦岗寨演义传》《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宋太祖三下南唐》《荡寇志》等作品。

儿女英雄小说逐渐式微，有《儿女英雄传》《如意君传》《九义十八侠全传》《义勇四侠闺英传》《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仙侠五花剑》等作品，其中《儿女英雄传》影响最大。

世态人情小说严重衰退，仅有《红楼幻梦》《红楼梦影》《昙花偶见传》《花柳深情传》《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金钟传》等作品，以《红楼梦》续书为主。

才子佳人小说多转变为狭邪、侠义类小说，仅有《才子奇缘》《水月缘》《玉燕姻缘》《绣球缘》《南朝金粉录》等算得才子佳人小说嫡传。

侠义公案小说在清末臻于全盛，有《忠烈侠义传》《永庆升平前传》《永庆升平后传》《大明奇侠传》《金台全传》《圣朝鼎盛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九义十八侠全传》《彭公案》《李公案奇文》《案中奇缘》《武则天四大奇案》《续彭公案》《再续彭公案》《三续彭公案》等作品，其中《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是此类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

狭邪小说在清末颇为流行，产生了《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海上尘天影》《海上花列传》《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天鸿雪记》《海上繁花梦》《风月梦》《九尾龟》《九尾狐》《梼杌萃编》等作品，其中《海上花列传》初名《花国春秋》，在此类小说中成就最高。

《品花宝鉴》

清末文言小说以模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为主。仿《聊斋志异》的有朱梅叔《埋忧集》、吴昌炽《客窗闲话》、宣鼎《夜雨秋灯录》、王韬《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潘纶恩《道听途说》、许奉恩《里乘》等，其中《夜雨秋灯录》可算上乘之作。

仿《阅微草堂笔记》的有俞鸿渐《印雪轩随笔》、许秋垞《闻见异辞》、汤用中《翼駉稗编》、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耳邮》等作品。黄钧宰《金壶七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采蘅子《虫鸣漫录》等杂俎类作品，高承勋《豪谱》、徐世銮《宋艳》、独逸窝退士《笑笑录》等轶事类作品，尚可一读。

在林林总总的清代小说中，以日常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名著尤多：清前期有《醒世姻缘传》《醉醒石》等，清中期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等；其他题材的章回小说，如《绿野仙踪》以求仙的框架容纳现实生活，《镜花缘》以游记方式描写世间万象，同样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作品也不乏对日常现实生活的观照。

同文书局刊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本研究不拟全面涉及所有清代小说和小说家，而是择取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阅微草堂笔记》《镜花缘》，几个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如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纪昀、李汝珍，努力就每一个案做出深入分析，并以个案分析为基础构建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体系。

相较于以往“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研究以日常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视角和方法可以更加多样或丰富。本研究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作家研究。人文经济学把人分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彰显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差异，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原则未必适合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原则也未必适合于经济生活。

经济人与社会人在作家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后果。以《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例：作为经济人，蒲松龄有其个人的利益需求，《聊斋志异》中关于科举失利的若干描写，具有很强的个人牢骚意味，不能据以评判科举制度。

作为社会人，他痴迷和执着于艺术创造，矢志不渝地从事《聊斋志异》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艺术个性；他对中国志怪传统和文言小说叙事传统的改造，赋予了《聊斋志异》崇高的小说史地位。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蒲松龄，既不忽略经济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烙印，又致力于揭示社会人蒲松龄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有望对其创作情形出更为恰当的描述。

蒲松龄画像

2、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清代小说的情节展开系统研究。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个人意志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的交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情节。人文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意志常常可以对生活发挥直接影响，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更为持久和巨大。

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的兴衰历程，就是在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展开的。王熙凤主持家务期间，虽然面对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一方面节省开支，如减少下人的月钱，一方面坚持不把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的范围，维持着大观园不合理的开销，如保留小沙弥、戏班成员等，甚至在大观园增设小厨房，所有这些特殊的庇护都是个人意志的直接表现。

而持续增长的经济压力，最终导致了将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即开源节流和裁员的范围，扰攘的尘俗气息因而弥漫其中，晴雯、芳官等人横遭撵逐，大观园逐渐成了不适合宝黛居住的一个空间。宝玉大观园之梦的破灭，贾府的经济困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意志的力量，不足以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力相抗衡。

清光绪间印本《大观园图》

3、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清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展开系统研究。人文经济学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的各种经济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于，人类不仅有个人生存的需要，也有社会关怀的需要。

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没有个人生存就不可能有社会关怀，但只关注个人生存也不可能有社会关怀。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例，作为经济现象的“谋食”与作为人文现象的“谋道”，构成了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参照。

一方面，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另一方面，对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儒林外史》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既为读者分析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切入角度，也提示了对其他清代小说中的人物展开类似分析的可能。

4、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清代小说的雅集叙事作专题研究。雅集是传统中国文士结社交游的一种方式，作为古代文化生活中的一种群体活动，在文化共享和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文化的演进，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49]

中国古代的雅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传承的过程。雅集叙述自魏晋时代即已成为诗文中一个重要题材类型，王羲之《兰亭集序》、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等都是因雅集而产生的名篇。清代小说家也对雅集这一现象予以了高度关注，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和李汝珍《镜花缘》从不同角度充实了雅集叙述的内容。

吴敬梓塑像

比如，吴敬梓的雅集叙述既延续了魏晋以来的诗境文心，又在诗文惯例之外，深入揭示了雅集赞助者“文雅”背后的复杂面相、风雅与大雅的对立互补以及士风民情的流衍递变，表达了一种大体同于儒家而又与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存在微妙差异的经济、文化观念。

《红楼梦》的雅集叙述，侧重抒写“盛会不常”“盛衰无常”的人生感慨，面对一个豪华家族彻底丧失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悲剧，其感慨有一种由个体而涵盖人类的巨大冲击力，有助于读者超越种种人为的畛域包括学科畛域来看待社会人生。

李汝珍的《镜花缘》与《红楼梦》有着显著的承续关系，两者之间的差异却更为值得关注。从大观园到卞府花园，随着雅集场所的变更，雅集叙述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不再以分韵赋诗为主，而是以论学说艺为主，李汝珍借此把他的个人学识和乾嘉时代的文化风尚注入了雅集叙述之中。作为文化产品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镜花缘》，其雅集叙述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