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3日刊| 总第3174期

编者按

《白鹿原》是由申捷编剧，刘进执导，张嘉益、何冰、秦海璐、刘佩琦、李洪涛、戈治均、雷佳音、翟天临、李沁、姬他、邓伦、王骁、孙铱等主演的年代史诗剧。

这部剧于2017年5月10日在江苏卫视、安徽卫视正式播出。它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将原文的魔幻气息适当保留，非线性叙事解构重组，大小人物改写重塑，是一部成功的名著改编剧。

时光飞逝，《白鹿原》的播出即将满6周年，我们编发一篇深入浅出的剧中人分析文，以飨读者。

从经典走向经典，电视剧《白鹿原》不愧为文学作品改编为影像作品的典范之作。能否成功改编原著？这是剧集主创一开始面临的最大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质疑。

毕竟，文学作品的叙事风格与影像呈现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白鹿原》是在深度怀疑之中诞生的。剧集播出后，影像文本以其承续与创新的艺术再造魅力，征服了十分挑剔的观众和评论家们。影像向文学发起挑战，不甘心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模仿和低层次复制，展现了今天中国电视剧创作者的艺术阐发能力。

《白鹿原》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研究评论的角度很多，本文主要从电视剧即影像文本本身来探讨《白鹿原》中的人物。之所以选择人物为切入点，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成功得益于文字语言构造的宏阔世界和魔幻意境，而影像文本的成功则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群像和曲折故事。

影像文本对文学文本中的人物或增删、或简化、或改造、或裁并，两者得失比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从影像文本本身来分析人物。

人物得以站立，是因为其精神及在精神指引之下的人物行动。 电视剧《白鹿原》中人物精神世界既具有传统文化明确指向的符号式象征意味，又具有在剧变世界面前触发的淋漓尽致地碰撞、冲突、调整、蜕变，以及涌动而生的无限性、丰富性和延展性。

人物的精神意涵，既具有“不易”的质的规定性，又具有“变易”的彻底变革性，唯“简易”之道如此沧桑，呼应了华夏大地近现代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应和了中华民族经历的惊涛骇浪。

就精神意涵构建而言，电视剧《白鹿原》将人物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更多。艺术展现直抵深处，无斧凿之痕迹，几近做到了戏剧冲突的自然呈现，这是电视剧《白鹿原》人物精神图景的独到之处。

朱先生与徐先生

朱先生（刘佩琦 饰）显然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理想人格的代表。

学问贯通古今，豁然通达，心无挂碍，挺立白鹿原，环顾苍茫，沉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绝唱。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以此为提领，剥茧抽丝，展现传统中国读文人的大境界，是这一人物立得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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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黄钟大吕，恰是关中学派张载发出的著名“横渠四句”。张载是关中人，影像文本是以陕西为背景的，朱先生无论学问衣钵还是行为方式都深植大地，具备圆满的自洽性，无生硬之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无畏勇气和使命自觉不可能只是空洞的口号，须历经磨难，方得大境界，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人格传承有力量支撑。

以现代眼光来看，剧中朱先生的出场实在滑稽可笑，顶一个方帽子。读书人不像读书人、道士不像道士，不伦不类，对着黄土高原喃喃自语，不知所云。然而就是这种看起来滑稽可笑的装扮、如同神经病般的自言自语，隐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密码，蕴涵着中华民族探索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自信。

朱先生一介书生，以实心行实事，平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置生死于度外独闯清兵大营；二是临危受命赈灾饥民，体现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民本情怀。

朱先生贯穿全剧，对白鹿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红白喜事、生老病死，还是拟订乡约、塑造乡土法则，无论是家族争斗，还是国家社稷，他都始终在场。他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间接地对这片土地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朱先生不是万能的，当世界发展潮流汹涌扑来，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到古老华夏，现代性力量大举渗入，他不再是那个俯仰万机、淡然自若、明了时势的先知，在这个巨大的怪兽面前他也困惑迷茫，因为在书本和经验世界中，这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智慧抽象为古老中国解读世界的能力的话，这种解读能力在千年骤然之变局面前，仿佛突然之间不知所措了、滞后了，不合适宜了，继而对这种能力产生怀疑。

西学东渐，西强我弱，“旧思想”俨然在被抛弃之列。然而，面对古老中国革命开始的惊涛骇浪，尽管阶段性地表现出超出既往经验的意外和迷茫，但朱先生却以天人之际、历史古今积淀的大智慧，很快就在方法论上拥有新视角，并在国共两党历史对决的紧要关口“卜了一卦”。当然，这一卦是以民心向背为基础的历史推断,“天下是百姓的天下，谁能让贫苦的老百姓吃饱肚子，谁得天下”。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古老中国解读、把握世界的智慧，其吸纳修复再生能力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接续主张即是明证。

朱先生既超然世外，又对历史大势、现实人生都有深刻体悟，既能以书生之力独闯十万军阵，力挽狂澜，又能萃取人间烟火，在大地上从容行走。

清王朝的灭亡，在朱先生看来不过是一棵死树，在此巨变面前只需顺势而为，不必学遗老遗少高唱挽歌。白嘉轩娶妻，连续“克”死六房，但朱先生运用智慧，以“白鹿仙踪”巧妙化解人心之结。当他驾车拉着怀孕的妻子在白鹿原上走过，乡民们嘲笑朱先生这个贤人、圣人，晚上也是“干那事的”。面对无端的讥讽，朱先生一笑解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妻之事，在朱先生那里，不过是顺应天地的自然造化而已。

朱先生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贤人、圣人，显然是被简单化、妖魔化了的古板想象。他知行合一，以行动为榜样，教会了白嘉轩认识到“人有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充分反驳了道德大旗名义之下的无稽之谈，真正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生机勃勃，绝非故纸堆里的腐朽虚伪。

如果说朱先生是读书人的理想人格，那么徐先生（侯岩松 饰）就是读书人的现实人生，如果说朱先生是飘在云端的文学想象，那么徐先生就是落地的生动白描。

徐先生是乡土中国“私塾先生”的代表，他没有“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的圣人修为，更谈不上“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境界。他只是散落于传统中国大地无数村落中的一个普通的教书匠。

他到白鹿村，适逢何县长到白鹿原送仁义碑，刚好碰上白兴偷吹糖货郎的钱、孩子们哄抢吃糖人，徐先生就对白鹿原的“仁义”大肆嘲讽，他因此称送碑之举为“官民合演的仁义大戏”。

徐先生对外界近乎洁癖，满肚子不合时宜，看什么都“世俗”，与朱先生一见面就掉书袋子，满嘴“天理”“格物致知”云云，是“穷酸”秀才的典型，但肚子饿了，就顾不得坐而论道，顾不得斯文体面，大吃大喝，油泼面吃了一碗又一碗，一下就显出凡夫俗子的原形。

白嘉轩请他留在原上教书，他也摆个谱、拿个架子。他自诩“生来不为名利、不为钱财，更无畏色相”，行为端正，同时迂腐气十足。写在书上、挂在嘴上的道德学问，与道貌岸然、锱铢必较的日常行径，徐先生竟能奇妙地兼二者并序。

他教书时是用心的，只不过完全照本宣科，他教书是有理想的，就是让“仁义白鹿村这块碑”在村里真正立起来。这是秀才的真实模样，他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让人同情、慨叹，同时还有几分敬畏感。

正是这些“穷酸”秀才，在认真教授学问和传承文化，在最底层让延续千年的文脉不至中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人唏嘘的是，徐先生遭遇文化大变革时代，西学东渐，他的教学传统在历史洪流中过时了、被淘汰了，最终彻底在大地上消失，他的身影定格成为历史永恒的群体记忆。

白嘉轩与鹿子霖

白嘉轩（张嘉益 饰）与鹿子霖（何冰 饰）同样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白嘉轩是仁义当头、不折不扣践行传统规则的乡村理想士绅，而鹿子霖则是名利当头、不折手段彻头彻尾的乡村土豪劣绅。现实乡绅的人生也许更接近于二者的混合体，不大会如此泾渭分明。 用文学典型形象的滥觞来理解，特别适合这两个人物。

白秉德、鹿泰恒是传统乡绅的代表，他们之间的竞争更接近于乡土士绅之间的“君子”之争，虽然他们深知“怂恿你起事的是他们，热闹时往前凑的还是他们，都是林中的鸟，有个风吹草动的，一个都不剩”，但是维护宗法体系的良性运转，“守住这个原”是其共同目标，方式方法更文明，显现出道德、礼教对行为的约束，懂得识大体、顾大局、进退腾挪。

而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一代，则惨烈得多，白嘉轩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个接一个，而鹿子霖则阴险无比、毫无廉耻，在关键时刻可以随时撕下伪装，露出凶恶贪婪的本性，发出凌厉的进攻。

全剧一开始，白嘉轩与鹿子霖进城，鹿子霖就“被革命”剪了辫子。从“剃发令”到“剪辫运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而全之，也当生而归之”的圣人古训，历史更替中因时因势上演的“剃发易服”，甚至在特定阶段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惨烈斗争，在剧中是以喜剧的形式再现的。这预示白鹿原巨变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由此开始。

白嘉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是以身践行“仁义”训示的代表。他缺少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但具有感知大地人心的体悟能力，他能够在社会冲突碰撞之中伸张正义，为了“守住”白鹿原，他坚决以正压邪，奉行“守着天地守着家，别起歪心和坏心，那世道变成啥样咱都能过”的信条。白嘉轩不畏惧一切，甚至生死也不过是“一副臭皮囊”，“人有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坚信正义之力。

白嘉轩维护一切，包括鹿子霖所做的一切坏事，他都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左右支绌，隐忍负重。面对“人心散了，不比以前了”的境况，面对历史新旧更替传统秩序趋于崩溃的窘境，白嘉轩都不曾退缩，他相信祖先的遗产、传统的力量。

鹿子霖同样是经验主义者，但他的行为处事“经验”是来自于对“名利”的求索。他完全谈不上历史眼光，却深刻琢磨明白了名利对人生的无情驾驭，臣服于利益、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本能，无底线追逐利益、攀附权力、追逐声色是他人生的至上哲学。

白嘉轩与鹿子霖之争贯穿全篇，族长之位、家族势力、田产地产、子孙后代、光宗耀祖、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一切都要争个高低上下。白嘉轩是仁义白鹿村的继承和维护者，鹿子霖是仁义面纱的破坏者，白嘉轩坚信“仁义”能够深入人心、化为行动，构建乡土秩序。

而在鹿子霖那里，仁义、乡约等不过是写在纸上、刻在石碑上的空头文章，是招摇撞骗的遮羞布。读书也不过是为了“当官、在祖坟前放铳子”，驱动人心、行为选择，必须以利益为第一考量、必然以自私为第一本能。白嘉轩与鹿子霖所使用的武器截然不同，两人无休止的拉锯战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历史。

如果说白嘉轩与鹿子霖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子女的守护，他们都体现出基于传宗接代，承续祖宗“香火”，对子女无限付出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命运如此波云诡谲，正是他们可为之倾其所有的子女，一步一步拆解了他们的人生信条。

白嘉轩并非完人。在换地一事上他表现出的狡黠和算计，是人之常情，而且他很快在朱先生的影响下改变主意，没有将利益全部占有；种植罂粟买卖修祠堂，是他一生的败笔和耻辱，虽然他没有将罂粟用作“大烟”买卖，而是卖给中药铺做药，却诱惑白鹿原上的村民种植罂粟，恶魔的种子就此种下。赌博、抽大烟等恶俗弥漫开来，“白鹿原乱了”，淳朴的民风自此走向危险境地，埋下大祸根。这些都没有压垮白嘉轩，他都能够想办法应对，负重前行。

白嘉轩维护仁义信念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家庭。西安城解围后，白嘉轩到城里找到白灵，要白灵回家，白灵坚决不回，“爸，我要让这世界都变得干净起来，你信不？”，白嘉轩无法理解，只是感叹“白养这么大了，没良心。没良心，都不知回头看我一眼了”。

面对想要改变世界的白灵，白嘉轩一句“就凭你”，既包含对传统力量的坚守，也包含对改变秩序的怀疑。对白灵的变化，白嘉轩尚还可以承受，只是感叹 “这世道变了”。

而“败家子”白孝文的所做作为，几乎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孝文最终染上了鸦片瘾，这是冥冥中的天命，是上天对白嘉轩最为残酷的考验。面对白孝文的最后滑落，他几乎成了失语者，他最为憎恨的败坏乡风民俗的田小娥，却成了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白孝文的不归之地。

面对残酷的打击和挑战，他在绝望中挣扎，以断绝父子关系的决绝来维护乡土仁义的一丝微光。

鹿子霖算计一生，以利益为准绳度量一切，祸害一切，机关算尽，却怎么也算计不出来生了个不识时务的“逆子”鹿兆鹏。鹿兆鹏关于信仰的选择完全超越了鹿子霖的认知，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比白孝文之于白嘉轩还要让人不知所踪。

白孝文的滑落好歹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无非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失控，而鹿兆鹏的信仰是鹿子霖从未见识过的事物，他完全搞不懂这漂浮在天边的信仰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竟然能让儿子抛家舍业，毅然决然把斗争搞到自己头上，竟然对冷秋月这种知书达理大户人家的媳妇碰都不碰一下，断了祖宗的“香火”都不在乎，甚至拿命都不当一回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信仰是价值选择，与利益选择水火不容，这个陌生的儿子将他放在火上烤，甚至几乎反过来要了他这个“老子”的命。这是生活跟他开的最大玩笑，是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玩笑。

田福贤、白孝文、鹿兆海

田福贤（扈耀之 饰）是出身于白鹿原上，后来到县上谋了“一官半职”的人物，严格说他只是一个“吏”，是连接乡村底层与统治者之间的重要人物。

他的行事逻辑是奉旨意完成差事的同时，最大限度谋取自己的利益。他熟悉这片土地，明白这片土地的处事规则：“虽然我是从咱白鹿原上出去的，在县里头谋了个一官半职，但是我的心还是在咱原上呢嘛，对吧？谁拿我当外人，我心寒嘛！”口蜜腹剑，精于算计。

在征粮一事上，他善于抓住关键，“只要把村里这几个有头有脸的人都给稳住了，其他的人成不了大事”。他深知白嘉轩在白鹿原上的影响力，但由于不是一路人，便一直通过抬高鹿子霖来对其进行打压。但世事变幻，在不得不请白嘉轩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时，他说“你水有多深，土有多厚，我知道。”他精通官场哲学，“表面上是大多数人的爷爷，背地里是一个人的孙子”“咱给人家个面子，人家给咱里子”。

白鹿原遇有大事，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县官更换，对他来说都没有关系，无非是换个主子，不同的主子都需要以他为代表的力量实现统治，所以他的口号喊得最响，诸如“为革命做点贡献”等，借各种名号来捞取好处和利益。他见惯了各类主子的统治手段，因此耍起手段来，心狠手辣。

田福贤被农协打倒后进行报复，实行恐怖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在救鹿兆鹏一事上，他又表现出老道精明的一面，鹿兆鹏坚定执着和不怕死的气概，让他隐约感觉到国共之争国民党可能会最终失败，所以他想办法放了鹿兆鹏，以备万一给自己将来留条后路，但仍然不忘“捞一把”。他左右逢源，但最终未能逃脱白孝文的报复性惩罚。

白孝文（翟天临 饰）聪明伶俐，在江山朝代更迭之际，未能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教育。他一开始就是被白嘉轩当作未来的族长培养的，但只学到了皮毛，始终搞不明白父亲当族长的能力是从何而来的。他的想法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口号上，他是最“知书达理”之人，但书生气换不来领导能力。

他小时候读书就自称将来要当族长，迷恋的却是谁不听话就要打谁，为了大人一句夸奖从小就学会告恶状，但是看见白兴偷吹糖小贩的钱，却又不敢检举……他权力和地位意识浓厚，却没有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能力，在左冲右突中做事总做不到点子上，书呆子气，小气算计，全无父亲的格局和魄力。

仗着挂在嘴上的“体统”，他本可以做一个平庸的族长，却最终失败，成为臭名昭著的“败家子”。他的失败是深刻的，一直生活在强势的父亲阴影之下，在不得志中郁郁寡欢，在与田小娥的男女关系中走向堕落，在引诱之下一步步撕下从小所受教育的道德面纱。父亲冷酷无情的执法让他彻底丢掉了做人的“面子”，破罐子破摔，终于卸下虚与委蛇的面具，走向不归之地。

在放浪形骸之中，他体会到了毁坏道德教义的快感，但他很快发现，堕落是多么沉重，面临的是生存下去的困境。对权力的渴望、人性欲望的种子，不时在他心中撞击，他不甘于无望的平庸，再加上他受过教育，一旦获得机会，他的心智就从表面肤浅走向深刻无耻。

他加入县保安团，风生水起，甚至背叛了小时候与黑娃认兄弟时不告恶状、遇危难必出手相救的誓言，做局逮捕了黑娃，从此一步步走上追逐地位权力的冒险之旅和黑暗深渊。当然，地位和权力并没有给他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庇护，当历史的车轮翻转，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鹿兆海（邓伦 饰）离开原上读书，接触了新思想，见证了世事变幻、风云激荡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各自顾各自的现实人生。

他刚开始选择进步思想、选择革命，但在目睹了人间世事之后，思想冷却了、理想退场了，他对白鹿原上的民众革命不抱希望，不相信国民革命能够在乡土白鹿原上真正实现。但他与田福贤、白孝文等有本质不同，他毕竟经历过革命理想主义的洗礼，是理想幻灭之后的实用主义，良知尚存，不至于堕落到不择手段的无耻地步。

在这人间乱世中，他只想拥有自己的爱情，拥有自己的生活。他真诚地追求白灵，视白灵为唯一，为了白灵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但因道路不同，认知不同，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在这大变革之世，个人命运难以逃遁、幸福无处安放。抗日战争爆发，鹿兆海投身战争，英勇杀敌，彰显了中国青年的民族气节，但奈何旧政权的腐朽，他最终壮志未酬。

白孝武、鹿三、仙草、冷家父女

如果说白嘉轩、鹿子霖是传统乡土的士绅代表，是带头者，那么，冷先生、白孝武、鹿三、仙草、冷秋水、冷秋月等则是最具伦理象征意味的千千万万普通勤劳善良的乡民，他们是中国传统乡土伦理最为坚实的大地基础，正是他们最为坚定和彻底的践行，伦理的力量和魅力才显现出来。

仙草（秦海璐 饰）是白嘉轩的妻子，她不仅是勤劳、隐忍的“贤内助”典型代表，还是夫唱妇随的典范。

她平时谨守夫妇之道，谨小慎微，但在关键时刻，却是丈夫最为坚强的支柱。在“交农起事”这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行动中，她刚开始感到恐惧害怕，第一反应是劝丈夫放弃自保，但看到白嘉轩决心已定，她最终选择坚定支持丈夫，一句“该咋办就咋办，我男人啥都不怕！”显示出巾帼英雄之气。

白嘉轩种罂粟卖钱修祠堂，虽然是卖到药铺做药，但仙草敏锐地感觉到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多次劝诫丈夫，深明大义。白嘉轩入狱，处在人生悬崖的边缘，仙草可以“赴汤蹈火”，舍弃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去营救白嘉轩，真正显示了中国妇女为了家庭不顾一切的高贵品质。

鹿三（李洪涛 饰）是雇工，与白嘉轩的关系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但他们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他们在伦理和命运上都是一体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肉相连、相依为命的关系。

鹿三恪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伦理理念，在关键时刻可以命相报，所谓“仗义多是屠狗辈”，体现出普通人的侠义精神。

鹿三只想过清清静静踏踏实实的平常日子，他也有反抗的举动，如交农起事，但都是出于对白嘉轩的绝对信任，出于“仁义”的信念。白嘉轩以性命换性命，去换回坐牢的鹿三，结下了过命的交情，从此，“我以后就是白家的人了”，誓死追随白嘉轩一生。

但他万万没想到出了逆子黑娃。黑娃带回田小娥，在鹿三看来就是“奸夫淫妇”，在伦理上决不能接受。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败坏了原上的淳朴风俗，导致白孝文从一个读书人沦为乞丐。鹿三将这一切归罪于田小娥，“她害人太多，我不能让她再害人”，终于动了杀心，手刃儿媳。忠厚善良与礼教杀人体现在同一人身上，以致最终酿成大悲剧，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白孝武（王骁 饰）是勤劳、忠厚、老实的农民代表，他一出身就注定属于这片土地，一辈子默默耕耘、默默守候白鹿原。

他虽出身大户，却没有其它兄弟姐妹的灵气，行事木讷，不具备领导者的气质。白孝武小时候拙于读书，与白孝文一起背诵乡约，理解记忆能力比孝文矮了一大截，但他却是朴素乡约最为忠实的执行者。

他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做族长，“乐子”就在“这地上、这牲口身上”，他此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体会到饲养家畜、下地劳动的价值，这是身为体力劳动者最为感性、朴素的幸福。他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一员，也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冷先生（杨皓宇 饰）是白鹿原上的“郎中”，他医治人的身体，是原上众生生命的守护者，德高望重。医者仁心，因为看病，他获得了乡民的认同，积累了足够的信誉，他同时懂得世道人心，在关键时刻有相当话语权，土地交易需要公证时，他做中间人；推选族长时，他是主持……白鹿原每每出现变故时，他都会出主意，是重要的参谋角色，在一定意义上也扮演了“人心”的医者。

冷先生奉行传统伦理观，朱先生的夫人难产，冷先生因为“男女授受不清”不肯去接生，最后在鹿兆鹏不肯去接生就是“杀人”的激将之下才去接生。冷先生不是万能的，面对超出他医术能力的瘟疫时，他宁愿相信避鬼驱邪符之说，也不去了解“洋党”铺洒石灰防治瘟疫的方法。这都反映了冷先生的医者仁慈与伦理观念的深刻冲突。

冷先生从来不笑，但在与白嘉轩攀儿女亲家时意外地笑了，两个女儿是他一生的寄托和幸福。他为了营救女婿可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但女儿的亲事成了他无法医治的“心病”。女儿冷秋月与鹿兆鹏没有爱情的婚姻，导致了冷秋月的不幸，他不仅不能医治，从某种意义上还扮演了冷酷无情的角色，“我们家闺女从一而终，这是门风”，要求女儿必须坚守妇道，即使被丈夫抛弃，也应该守活寡，这是最终压垮冷秋月的伦理之踵。

女儿被逼上吊自杀后，刚开始他还认为，是“她自己命不好，嫁给谁都一样，上辈子她没积下福，她怪谁嘛”。但进而他的良知受到了严厉拷问，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逼着她在鹿家待，我逼着她在鹿家守一辈子，我对不起她，我这爹怎么当的啊？”

无论外在相貌、内在伦理，冷秋月（南吉 饰）都是传统妇女的理想典范，但她遇到的夫君是白鹿原上的“叛逆者”鹿兆鹏。她试图通过贤惠、隐忍、温情来感化鹿兆鹏，她只认自己是鹿兆鹏的媳妇，鹿兆鹏是自己的男人，她应该尽妻子的责任。

但她的丈夫鹿兆鹏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有她无法理解的伦理观、爱情观，因为没有“爱情”而无法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管鹿兆鹏试图解释、“改造”她，但观念已深入骨髓，难以改变。这些，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冷秋月遇见鹿兆鹏是历史的错位，是新旧世界的悲剧、新旧伦理的悲剧、新旧时代的悲剧， 让人无限唏嘘、感慨。

冷秋水（曹馨月 饰）则是幸运的，他与白孝武的结合是完美的，晨起而作、晨昏而息，夫唱妇随，孝敬公婆。冷秋水的伦理坚持是“守住这个原”最稳定的基础。

和尚、黑娃、石头、桑老八、白兴儿、跛子爷

三官庙和尚、黑娃、石头都是不甘于命运前定的代表，天生就有反骨，他们对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有着天然敏感，不愿逆来顺受。忍无可忍之时，他们要么出走另寻出路，要么索性站起来反抗。

但他们反抗的目标是阿Q式的，只不过其路径不是幻想，而是行动。他们的抗争总体上来说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改变自身地位，希望“发达”之后做人上人，盲目又暴力。

三官庙和尚领头交农起事，带领一盘散沙的村民汇聚成巨大力量，逼迫县长宣布加收粮食的命令作废。当被簇拥的人群抛向天空狂欢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反抗的力量，但随后立即成为官府缉拿的对象，落草为寇。

黑娃在白鹿原上天不怕地不怕，就怵白嘉轩，白嘉轩的“腰杆子太硬了”。黑娃从小目睹了父亲鹿三被抓走，白嘉轩以命换命去营救父亲的“仁义”，这让他见识了道德义气的力量。

他从小就对疑惑之事要问个为什么，父亲因赌博向白嘉轩下跪他要问个为什么，乡民离开白鹿原当麦客他要问个为什么，白嘉轩给他起名说有根了他要反问“有了名字就有根了吗”……他的疑问都是自发的，是野性的萌发，不能上升到自觉理性思索的高度。黑娃对参加革命的理解是“当官”，老婆田小娥要当官太太。

黑娃对这个世界是强硬的，但是他也有柔软的一面，那就是对女性的袒护与同情，他从小就护着白灵；后来外出谋生帮助田小娥出逃，除了男女之情，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互同情。对于“进祠堂”“进族谱”，黑娃从小就不稀罕，一语成谶，这成了他一生的梦魇和锁链。

他发现，进不了祠堂、进不了族谱，不只是物质上的疏离，他感觉到了身份认同上深刻的被遗弃和被隔离，抬不起头来。但是他天生叛骨，“是一头养不熟的狼”“不可教也”，他在“叛离”和“归属”之间拉锯，左右摇摆，他试图对抗这一切，但这片土地上的宗族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人都必须“认祖归宗”，否则就是土地的弃儿，无家可归。

他一方面感觉传统力量落网密织，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必须反抗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体内流淌的血液不断昭示他，必须与父亲鹿三相认、必须认祖归宗，“只要是生在白鹿原村炕头地上的，迟早都要归到祠堂里的”，这是植根于血脉中的人性和伦理，是必要的身份认同。它如此强大，让黑娃一生纠缠不止。

在千百次的冒险和苦难中，他最终还是归属于这片土地。他最终在顿悟中与自己和解，“学做好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石头、白兴、桑老八等是白鹿原普通的乡民，他们是为了“一口食”活着的典型，为了一丁点个人利益就可以无风起浪、闻风而动、没有立场、随时摇摆。

石头因赌博家破人亡，白嘉轩竭力帮助他，他却恩将仇报，协助土匪绑架白嘉轩。鹿子霖扇他耳光时，他本能地决绝反抗，威胁要弄死鹿子霖。但他并不是彻底没有是非观念，白嘉轩惩罚他，甚至要整死他，他都“认”“乐意”，而鹿子霖欺负他则不行，这说明他的良知尚未泯灭。

石头后来因无法忍受贫穷、要面子，离开白鹿原，“一直往东走”做了“麦客”。石头当麦客，长了“见识”。他见识了外界，见识了西方传来的花花世界，带回了各种“洋派”物件：火车、洋酒、秋千，甚至女人……但他的能力受眼界所限，看到学到的只是物质皮毛，对精神价值全无体悟。

他以自己浅薄的见识反抗、嘲弄宗族规矩和“家法”，鼓吹婚姻“自由”，完全不顾及传统家庭伦理和责任，“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分开不就完了嘛”，导致了家庭的解体，最终酿成家毁人亡的大祸，甚至自己也走火入魔了！

跛子爷是白鹿原上的守夜人，白天逝去、暗夜降临，他开始巡夜。他知道白鹿原上夜晚发生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赌博、盗窃、偷奸、夜奔、闹鬼……他既是白鹿原的守门人，也是白鹿原所有秘密的知晓者，所有阳光之外的事情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

他的使命是将黑夜之下的秘密告知族长，让族长进行处置，以达到宗族治理的平衡。他忠于职守，成为古老白鹿原的意义象征。

白灵和鹿兆鹏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用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形容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白鹿精灵，最合适不过。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总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鹿兆鹏（雷佳音 饰）小时候目睹朱先生禁烟义举，就立下志向“我长大以后就学他”，最终鹿兆鹏选择了革命信仰，并以生命许之。白灵受进步思想指引，在鹿兆鹏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们的信仰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豪言壮语，而是目睹了旧中国千疮百孔，历经了大地上生死悲欢之后的坚定选择，是引领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他们是那一代中国人最为杰出的英雄代表。

白灵（孙铱 饰）和鹿兆鹏出生在白鹿原，生活的是同一个原，长大的是同一个原，但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人眼中的原。睁眼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他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历史的潮流中落后了，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白鹿原如同中国的千千万万个需要改造、重塑的乡村，也需要革命的暴风雨洗礼。信仰要落地生根，必得经得住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鹿兆鹏生于白鹿原，他的仁爱、侠义皆受之白鹿原。他从小耳濡目染了白嘉轩的“仁义”之举，朱先生的大智慧，这些根植于他的内心，尤其朱先生，更是他的信心基石。改造和重塑乡村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是需要面对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和涅槃。这些，鹿兆鹏都做好了准备。

但他面临最根本的障碍，是深入骨髓的伦理。鹿兆鹏革命的第一关就是父亲，他的父亲鹿子霖是白鹿原要革命的重点对象。父子之情、革命对象，缠绕在一起，鹿兆鹏以极大的理性对待，基本上做到了公私分明。

鹿兆鹏的第二关是革命伴侣的背叛。鹿兆鹏在革命中结识的章子君，是“心有灵犀的爱人，相互扶助的战友”，原以为已经牺牲，成为鹿兆鹏一段时间里最痛苦的记忆，但后来发现章子君没有死，真相是其在残酷的斗争中退却了，放弃了“没用的信仰”，背叛了革命，而且不惜出卖同志、出卖他。

这是鹿兆鹏最不能过去的坎，也是其面临的残酷考验。在无尽的黑暗中，是白灵给他带来些微的光亮，让他继续前行。

白灵因从小目睹白鹿原上女性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再加上白嘉轩打小娇惯宠出来的任性天性，这个“疯丫头”从小具备了追求自由的基因。她自小不受礼教拘束，不仅不裹脚，还学习文化，充满灵气，写出来的文章让朱先生赞叹“巾帼不让须眉”“立意高远、文采了得”。

她冲破父亲的桎梏，走出藩篱，进城接受现代教育，在学校接触了进步思想，又目睹了军阀混战后的生灵涂炭、当局者的腐败无能。她逐渐明白了白鹿原与外界的关系，国与家的关系。

必须改变现状，必须改变制度，必须改造乡村，才不会亡国灭种。她与鹿兆鹏一道经历了革命生与死的考验，在残酷的斗争中锤炼斗志，越加坚定，最后在战争中牺牲，彰显出信仰的崇高力量。

二豆

二豆这个配角设置得匠心独具，从戏剧的角度充分保留了文学文本的“魔幻”色彩。二豆的形象既具备充分的丑角气质，同时又让人难忘，实实在在地接了地气，避免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象征”属性的混沌。

朱先生和白嘉轩闯清军大营归来，乡民站在白鹿村口迎接，二豆不明就里奔向土坡欢呼，愉悦的表达中包含了大难不死的悲喜。

鹿子霖吹牛皮说自己与朱先生闯军营，“白鹿原上头一个剪辫子的革命党，知道是谁不？那就是我……誓与革命共存亡嘛……就我这话音一落，当时那天阴的一兜水一样，咔一个雷就下来了”，二豆重复“咔一个雷”，乡民问“哥，劈着没？”顿时将鹿子霖的牛皮拆穿成笑料。

田福贤来白鹿原征粮，宣扬“革命尚未成功，大家还要节衣缩食，为革命做点贡献”，二豆以他的沉默张望看这出戏上演，极具讽刺意味。鹿子霖当上乡约，正在和田福贤商议如何气白嘉轩，二豆放鞭炮，吓两人一大跳。

白鹿宗祠建成庆祝，二豆摇手欢庆，白嘉轩就任族长，二豆跟着呼喊：“信得过！”。何县长到白鹿原立仁义碑，骑高头大马威风凛凛进村，二豆在旁边跟着，刹那间成为荒诞喜剧。

白兴偷吹糖小贩的钱被行族法，何县长见机在祠堂作秀训话，“一个县，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如果都像白鹿原今日，那我们就……”，二豆在一旁喊“打！打！”，让这出“政治秀”顿时被解构……

从小事到大事，从小人物到大官，从喜事到丧事，从日常到巨变，二豆都是“在场”的。他的在场看似无关紧要，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却是全篇叙事的重要手法，具有十足的戏剧价值和文学价值，是出人意料的点睛之笔，更是联通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的神妙之笔。

以二豆唱秦腔为开篇，以二豆原上挥手告别为结尾，宏阔背景大幕之上，鲜活丰富的人物画卷徐徐展开。影像《白鹿原》让我们在艺术观赏中走进历史深处，深刻窥探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宽广深厚、永存不死的心灵密码。

【文/朴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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