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对初到湖州的苏轼而言，绝对是个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午，他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发来的加急密信，信中透露御史台正派人奔赴湖州逮捕苏轼，因其“案情”牵涉重大，须早做准备。

密信内容不啻晴空霹雳，而事发又如此突然，惊恐莫名、六神无主的苏轼，哪里还能思考出什么合适的应对办法？

慌乱之中，除了将此前朋友间往来的诗稿、书信统统付之一炬，便是匆匆与妻儿老小告别，而考虑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甚至回信嘱托胞弟苏辙为其置办后事。

仅仅三个时辰之后，朝廷派来的钦差皇甫僎便抵达了湖州官衙，出示传唤官文、宣读对苏轼的免职令后，在亲眷一片哭号声中，上任刚刚三个月的湖州知州，便被绑缚着“如驱鸡犬”一般，踏上了漫长的赴京受审之路。

应该说在此之前，苏轼三十七年的人生还算顺风顺水——以科举的高光表现入仕，又头顶着文坛奇才的耀眼光环；而在此之后，他却将要面对一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牢狱时光。

而这一切，却仅仅只是因为一道再寻常不过的例行公文——《湖州谢上表》所致。

从名动天下到黯然离京

苏轼进入仕途的起点非常高，甚至可以说在两宋三百年的历史上都绝无仅有。

仁宗嘉佑二年（1057），21岁的苏轼，便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高中进士，且斩获礼部会试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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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苏轼本应拔得头筹，高中“会员”，只因文章太过精妙，被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出自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而将其降至第二。

1061年，在更特殊、更重要的制科考试中，又被宋仁宗钦点为最高的“入三等”，而如此佳绩，在北宋百年的制科历史上，尚属首次。

才华横溢、科场成名，年轻的苏轼不仅备受欧阳修、梅尧臣这样的大儒欣赏，即使宋仁宗对这位百年不遇的文坛天才，也是赞赏有加。

但其步入官场的过程又十分曲折，1057年四月进士及第不久，五月其母便不幸亡故，苏轼兄弟二人只得归乡守制三年。

1061年制科考试之后，在陕西凤翔当了几年地方小官，1065年被召回京，还来不及大展拳脚，1066年又因其父苏洵病逝，而再次辞官扶柩返里。

而等到1069年丁忧期满，苏轼再次出现在汴梁时，朝堂之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神宗赵顼成为了北宋新的主人，而参知政事王安石正在新君的授意与支持下，主持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对于变法图强本身而言，苏轼是支持的，但具体到改革所采取的手段，政治思想偏向保守的他主张潜移默化、循序渐进，这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狂风骤雨的工作方式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另外，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二人长年交恶；而作为张方平的挚友，其父苏洵对王安石自然也是毫无好感。

而苏轼所景仰且交往密切的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老臣，无一例外都是变法的反对者。

身边诸多师长对于新法和王安石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苏轼的立场和判断。

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的措施，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而从1070年开始，又连续进呈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与《拟进士对御试策》，即表明了自己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又展开了对新政的全面批判。

但变法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苏轼的反对之声并没有在神宗那里引起多大的关注，反而因其不断上书，终于致使新党忍无可忍，开始寻机构陷苏轼。

自己的意见并未受到皇帝的重视，恃才傲物的苏轼难免有几分心灰意冷，而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又让他充满失望和反感。

1071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密州、徐州，谢表早有“前科”

离开京城到杭州为官，就政治生态而言，对苏轼是十分有利的。

首先是外调的地点，原本被安排在颍州，后被神宗改为杭州，而杭州在北宋时，不仅是“两浙路”的“路治”所在，更是当之无愧的东南第一州。

从这一点来看，即使苏轼不能为变法所用，但神宗依然是对其呵护备至，欣赏有加。

而出京为官，不仅使其远离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也得以避免可能到来的政治迫害。

但苏轼的心情却是相当糟糕的，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因科场扬名而得天子赏识，因大儒器重而受时人追捧，使得年轻的苏轼原本对仕途充满信心。

但官场不是科场，政治也不是做文章，还来不及大放异彩便要被迫黯然离场，对于心高气傲的苏轼而言，始终都难以介怀。

当然，这样的心态，也为其之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杭州通判三年任满后，从1074年至1079年，苏轼又被先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宋朝的官场礼制，“凡官员升迁除授、谪降贬官、至于生日受赐酒礼、封爵追赠等等，均有谢表”。

因此，官员逢职务调动而上表谢恩，应该看作是臣子的基本礼仪和官场的例行公事。

谢表的格式和内容也几乎都有固定的模板，除了臣子谦逊地表达自己才疏学浅、难堪大用之外，便是对君主的人事安排表示由衷的感谢。

除此之外，不应再参杂其他涉及个人感情和包涵政治倾向的内容。

但正如前文所述，即使苏轼从副职的通判擢升为正职的知州，虽然职级品衔有所擢升，但其心中的怨气始终无法排遣。

1075年，是其出知密州的第一年，虽然在那篇轰动天下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39岁的他已开始自称“老夫”，但实际上，此时的苏轼，心态和政治经验都还相当的不成熟。

而这种郁郁不得志以及心理不成熟，都接连反应在了苏轼于密州和徐州所做的两次谢表之中。

如《密州谢上表》中有云：“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表面上是检讨其言语失当，实际上落脚点还是责怪自己迂腐而不识时务。

又如《徐州谢上表》中所言：“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说自己不懂拉帮结派，言下之意，正因如此才会遭人群起而攻之。

这些只言片语，粗看貌似无关紧要，但仔细咀嚼，又总有几分牢骚满腹的味道。

但幸运的是，接连两次的谢上表，在当时并未引起政敌的注意，不幸的是，1079年，苏轼的好运气，终于用完了……

惹下大祸的《湖州谢上表》

1079年四月二十日，刚刚由徐州调任湖州的苏轼，依照惯例，又进呈了《湖州谢上表》。

与此前两篇谢表不同，《湖州谢上表》一出，立即在朝堂之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经过长达数月、对谢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后，最终以“讥讽朝政”之罪，对苏轼加以弹劾。

那么，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又为何会招来这么大的祸端？

这一切，还要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说起。

1076年底，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到1079年时，变法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在神宗的亲自主持之下。

此前苏轼对新法或者王安石有所不满，哪怕言辞之间含沙射影，这在新旧党争的大背景下，对于神宗而言，并非不能接受。而此时苏轼再出言反对变法，无异于同神宗对抗，冒犯皇帝的权威。

而且，王安石隐退之后，此前的诸多政敌、反对新政的老臣们，大多三缄其口、偃旗息鼓，哪怕是旧党党魁的司马光，此时也避居洛阳，专心著史，绝口不提新政。

唯有苏轼仍是一如既往的牢骚满腹，一有机会便跳出来发表议论。

而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其文章又具备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和号召力，如此一来，新党必然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亲自推行变法的神宗，就更是需要用强硬的手段，制裁对于新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苏轼。

再来看看“谢表”的具体内容，其实苏轼被御史围攻也并不冤枉。

首先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

要知道，当时的苏轼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已然是名满天下，而其文采风流更是放眼北宋不做第二人想，如此正话反说，实在让人觉得有抬高自己、打击他人，借机发牢骚的嫌疑。

而最关键的还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四句。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此前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中，这一词汇是极其敏感且具备固定含义的。

而李定和舒亶等御史台官员，正是通过王安石变法，才得以在政坛迅速崛起的“新进”，苏轼的遣词造句，自然会让让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官员，生出指桑骂槐之感。

同时又说因为皇帝看到自己老了，不会惹是生非，所以安排自己到地方去牧养百姓，这岂不是在暗示那些支持新法、在朝为官的人必然会惹是生非？

湖州谢上表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它不过是让御史言官们在攻击苏轼时，找到了一个突破的缺口，但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后取证的对象便迅速扩散到针对苏轼所有的文学作品。

不幸的是，苏轼的诗文之中，又确实有一些攻击新法的倾向，比如为了抨击神宗的食盐专卖政策，苏轼作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语中又暗含讥讽“青苗法”之意。

而且除了部分语出讥讽的诗文，还有更多普通的作品被牵强附会或者歪曲诬陷，比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本是寻常的咏树之作，却被御史强行解释成苏轼意图谋反。

但文字狱的气氛已然形成，像苏轼这样的出头鸟，又哪里还有人敢为其出声辩解。

数罪并罚，法外施恩

很快，对苏轼的指控，由最初的妄议朝政升级到蛊惑人心，直至最后大不敬的“诋毁圣上”之罪。

而苏轼在1079年七月被御史台从湖州“逮捕归案”时，自知前途险恶、生死难料的他，在押解赴京途中曾准备投水自尽，但因看押人员时刻防范而未能成功。

入狱之后，一介文人的苏轼，在连番的刑讯逼供之下，又不得已地承认了自己部分文字，确有拐弯抹角讥讽新政之实。

如此一来，证据确凿又有其本人招供，局面对苏轼已越来越不利，甚至狱中的他，已经开始预备药物，以防一旦被处以极刑，便先行自尽。

但实事求是地说，苏轼作为文人，恃才傲物、言辞犀利确实有之，在诗文之中含沙射影的批评变法，也是事实，但这些都不是杀头的死罪。

苏轼有罪，但罪不至死，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道理，那自然就有人替他出面求情。

首先是不少保守派的元老，包括前宰相张方平写信为其求情，连太皇太后曹氏，在弥留之际，也劝阻神宗道：苏轼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指仁宗)曾兴奋的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这样的人才，可千万不能杀呀！

时任宰相吴充在某次朝会之后，询问神宗对曹操的看法，神宗有心效仿尧舜，对曹操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当然不甚感冒，吴充便抓住机会进言道：曹操都能对当面辱骂他的祢衡网开一面，您这样的圣贤君主，怎么就不能容忍像苏轼这样的小人物呢？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前因变法与苏轼暗生龃龉的王安石，竟然也出面为其求情，上书神宗曰：“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众所周知，王安石可以说是“熙宁变法”之父，此时虽已远离朝堂，但他的话，对神宗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1079年十一月，神宗对苏轼裁决的圣旨最终下达：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虽然舒亶、李定等人欲致其于死地，也在不遗余力地罗织罪名，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神宗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最终虽然数罪并罚，但应该说还是法外开恩了，“笞杖徒流死”的残酷手段都没有使用，仅仅是将其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圣旨中最后一句，“不得签书公事”，已经为苏轼的黄州之行定下了基调——表面上是团练副使，实际上只是毫无实权的虚职，而苏轼去黄州，也无非是作为罪臣，接受地方的监督罢了。

因一道谢表，苏轼入狱一百三十天，其间受尽凌辱折磨，最后虽大难不死，但这个天资卓绝的文坛奇才，这个本应冉冉升起的官场新贵，却也因此丢官卸职、颜面扫地。

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因为被贬谪黄州，那个愤懑、激进的苏轼成为了过去，一个豁达、乐观、全新的苏东坡在苦难中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