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以来的各朝代，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多达百余次。每一次农民起义的过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血雨腥风，对封建王朝的根基造成了沉重打击。农民起义是促使中国王朝兴衰更替的一股重要力量。

那么，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周期性地爆发农民起义呢？

通常，起义的成因被解释为“昏君暴政，徭役繁重”，这是一个通俗的解释。从事实上看确实如此，大部分农民起义发生在统治阶层横征暴敛的时期，民众被过度榨取，得不到最低的生存保证，被迫揭竿而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家们称之为剥削过度。

孟姜女哭长城

苛政重赋的因素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早已明白。譬如汉初思想家们认为，秦王朝亡于“暴政”，肇因有“戍徭无已”、“穷兵之祸”、“肆意极欲”等，均指秦王朝毫无节制，做过了头，过度汲取民力，耗尽了社会资源。

那么，如何防止“暴秦”再现？西汉董仲舒建议进行调节和平衡：“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但这个“度”到底是什么，并无具体解释。何为“度”？什么是有度，什么是过度，有标准吗？

“度”，应该意味着政府与普罗大众分配劳动果实的一个恰当比例。

这个比例应能保证农民基本生存资料，维持其再生产能力，而非竭泽而渔，迫使他们选择铤而走险。那么“度”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是否能科学量化？

著名史学家谢天佑教授，曾综合秦汉以来的有关经济资料，尤其是从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们对“收太半之赋”（即三分之二）的批判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这个“度”意味着50％的赋税率。无论是王朝政府，还是私人地主，平均税率如控制在50％之内，可保相安无事；超过50%，则会威胁农民的再生产活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古代君王既然能意识到这个“度”对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为什么许多王朝仍然不可避免地剥削过度，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呢？

答案就是王朝周期性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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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清，中国全部朝代（有亡国的拆分计算），均不超过三百年，在一个通常寿命为200余年的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非生产人口（上层阶级）的增长超过生产人口（底层人民）的增长。

国祚在150年以上的王朝

非生产人口中，又以统治阶级的人口增长为主。这些人口主要去向是入仕为官，寄生在劳苦人民之上过着奢侈的生活。而王朝为了治理需要，常常会广开仕途、广纳贤才，扩大统治阶层，使各方相互牵制。这必然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官员俸禄和财政开支的增长。

快速增长的统治阶层人口中还有庞大的皇室家族成员。假设开国之主有10个孩子，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其皇子皇孙和皇亲国戚们将增长到成千上万。而这些人往往又会消耗大量财富（可参考沙特阿拉伯）。

史学界早有统计数据表明，包括宋、明在内的一些王朝，在其初期、中期和晚期，官员增长的速度比土地增垦增长的速度更快，这说明产生力的增长速度，总是落后于统治阶层人口的膨胀，这便是王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肇因。

历代王朝对付这种经济危机的主要作法，是将危机转嫁给底层农民，提高其赋税率，结果就是往往会超过50％的“度”，由此导致无法生存的农民被迫造反。但我们应该看到，统治阶层人口的过度增长、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起义的周期性爆发，并非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无论末代君主如何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这个趋势。一个王朝两百年间积累的庞大权贵阶层和相对增长缓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任谁也没辙，积重难返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矛盾循环的最后，只能由农民起义诉诸暴力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也并不少。比较著名的如1358年，因法国王室加重农民赋税导致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525年德国闵采尔起义；1773年俄国普加乔夫起义等。规模较小的起义则不可计数。

瓦特泰勒起义

欧洲史上很多看起来像是农民起义的战争，背后往往有宗教因素驱动，并非单纯的官逼民反，起义军的利益诉求与期望目标也较明晰，类似一种社会运动，而非粗暴的毁旧立新的循环。

但总体而言，欧洲农民起义的频次、规模实力以及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中国同期的农民起义相比，

这其中的重重因素，以后有机会再开篇细说。

如此看来，频繁而影响巨大的农民起义似乎是古代中国的特色，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通行规律，何解？

关键原因在于古代东西方权力结构不同。

中国自秦一统之后，始皇帝苦于以往战国时代诸侯“战斗不休”的争霸局面，使得天下人“共苦”，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奠定了往后两千多年中国各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皇帝主张无限的权力，自然就负有无限的责任。

这么想，古代中国周期性产生农民起义便是历史必然，因为政府对社会的无限连带责任，人民产生的所有不满和怨气，最终都会撒到政府头上，所以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由政府承担，水满则溢，当积怨达到一定程度，就是原社会秩序的终焉之时，农民只能通过暴力起义来寻求矛盾的解决。

我们可以对比欧洲。欧洲自古以来便不存在东方的家长式政府，古代欧洲的政府实际上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结果，更多的是权力分层而自然形成的组织，每一级组织承担有限连带责任。国王将土地封给诸侯，诸侯再将领地分给下一级诸侯，以此类推，受封者只需对其上级领主负责，正所谓“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便是如此。

古代东西方政府结构对比

西方封建领主只对本领地内的民众拥有管辖权，这样的制度使得国王和诸侯相互制衡，不敢随意挥使权力，过度压榨领地内的民众。侧面说，即使是苛刻的政策，也不会造成大范围影响。民众也是各级领主的私人财产，为了有利统治，领主们也不会过度压榨。有时，领主们还会拉拢民众，以便抗衡其它势力。

可以看出，

古代欧洲社会矛盾的责任承担对象较多，民众往往不会将矛头主要指向政府，这便是其农民起义社会影响相对较小的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仅是浅议中国历史上缘何周期性出现大规模、高烈度的农民起义，其深层原因和参考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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