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假象

2022-03-28 05:25·蕲春小江

贞观之治背后真相：隋朝积蓄养肥李世民的盛世？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贞观庶子，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贞观之治”不过是一种表象，是一种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唐朝就很有钱，更何况和隋朝相比呢。后人曾经评价过隋朝，说的是隋朝的富有那是绝对的，而且隋朝十多年间的富裕，唐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撵上。不过这已经是唐玄宗年间的事情了，和贞观之治什么时候不相干。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贞观之治背后所谓的真相，其实要争论起来的话，贞观之治还真的不是什么富强时代，而且还有人认为贞观之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且还是李世民借助隋朝的粮食建立的一个骗局。对此我个人是认为它不应该被称为骗局，毕竟李世民为唐朝发展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国家发展顺利，经济突飞猛进，政治各方面也都非常不错，百姓也是安居乐业，这种国家盛世难道不应该被称赞吗？

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确实是站在隋朝的肩膀上发展的，隋朝给唐朝留下了有百年的粮食，够李世民霍霍的了，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看，在李世民时期的唐朝，确实没有隋朝富裕。而且人家隋炀帝还耗了那么多财力物力去修建大运河，要是没有家底，人家敢这么造吗？所以说，李世民在财力这方面还真的是没法和隋朝相比的。

再说一个事情，当然了，这是野史中一段故事，就是说这隋炀帝的萧皇后，后来多番辗转到了李世民身边，然后李世民曾经问过她一个问题贞观庶子，说是他这里的装潢和隋炀帝比怎么样，人家萧皇后说的，隋炀帝的宫里都用夜明珠照亮的。这就明显可以看出隋朝的富裕，这样的水准，唐朝怎么可能比得上。当然了，虽然说没有隋朝富裕，但是唐朝依然是辉煌的一个朝代。

唐太宗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的嫡次子，母亲为太穆皇后窦氏。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其时年号为“贞观” ，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统治的这一时期史称“贞观之治”。

后世之人一直认为：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且在《新唐书》中有这样的叙述，大意如下：“贞观四年，市场上的米价为每斗四钱到五钱，外出几个月的百姓均无需闭户，街面上随处可见牛马等牲畜，百姓外出几千里都无需储备干粮。”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贞观四年的时候，唐朝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鼎盛，至少从此前的战乱中有了根本性的复苏。

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用粮食价格来衡量社会状况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不具备说服力。用《汉书》中的一句话来反证，就是“靡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大意为：粮食的价格低得不合理，就会使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粮食的价格高得离谱，更会危害社会的经济命脉。

因此，粮食的价格处于不正常水平，这说明：贞观四年李氏王朝的政绩仍是不成功的，反倒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更何况，唐朝时期的首都很难出现每斗米四钱的怪事。想要了解真相，我们不妨继续拿《新唐书》中的内容来举例。

在《新唐书》的某部分中，有这样的记载，意为：唐朝时期的长安附近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可供耕种的土地非常稀少，根本无法满足都城的日常需要。

因此，长安的粮食往往需要通过漕运这种方式从各个地方调运。

众所周知，漕运粮食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运费，由于唐朝时期的交通不便，通常一斗米的运输成本要达到三钱左右。按照《新唐书》中，长安每斗米仅需四钱的说法来看，莫非这些粮食在出产地售卖的价格仅需一文一斗?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也是《新唐书》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长安米贵”这句话，用来形容唐朝时期的长安经济再合适不过。

早年，白居易拜访前辈时，就曾听到过“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样的风凉话。此外，贞元年间有据可考的关中最高米价为每斗千钱，而当时长安地区储备粮最大的粮仓——太仓，仅储备了供天子六宫食用十天的粮食。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短短几十年，米价就从四钱涨到千钱，显然这也是不符逻辑的。

其实，贞元年间，长安地区粮食的价格也曾创过“历史新低”，这是一次百年难遇的特例。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贞元初年宰相陆贽曾建议朝廷向民间购买低价米，扩充太仓的粮食储备。随后，朝廷就在关中地区收购了大量的谷子，而这些未脱壳的谷子仍需七十钱一斗。在高宗登基之初，且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谷贱”时期，谷价就已达到了七十钱一斗，与前文中所提的贞观年间米价四钱相距甚远。

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不妨继续推敲。在《新唐书》中，不可思议的数字究竟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完全是史官从中伪饰，所以，才为后人呈现了“米价四钱”的荒诞笑话。我们仅通过此一事管中窥豹，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发生在初唐时期的那场盛世。

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力究竟如何呢?

仅靠史官寥寥数笔是无法详细叙述的，还需看外人的评价。当时与唐朝交情匪浅的高昌国王鞠文泰，曾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说：初唐的经济水平比不上前朝罢了。

实际上，终究李世民的一辈子，也没能让唐朝的经济追赶上隋朝，在人口上更是与隋朝相距甚远。在李世民驾崩三年后，某日，李治曾向户部官员询问今年人口的增长量，偶然得知，隋朝时期全国总人口有八百余万户，而如今唐朝人口仅有不到四百万户。

由此可见，李世民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让国家的人口追赶上前朝，甚至连一半都不如。

伪造盛世古而有之，其实，早在贞观之前，就已有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王朝贴金了，相比之下，唐朝只能算作“后来者”。在《晋纪总论》中，曾如此评价过太康时期的社会状况：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那么，太康时期的国家真的如此繁盛吗?显然，这非常值得推敲。如果真的像这段内容中所说，太康又怎会三代而亡国呢?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

由此看来，李世民不过是照搬了先人的套路，在史书中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最大的政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贞观盛世;而隋炀帝杨广却鲜有政绩，只知道他为了自己的旅游发动全国民工开完了一条直通扬州的大运河。于是，唐太宗成为了千古明君，而隋炀帝却成为了千古昏君。其实，我看，唐太宗的贞观盛世不过是一时的繁荣，而隋炀帝的大运河却可以千秋万代享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太宗的贞观盛世确实难以与隋炀帝的旅游事业相比。

贞观之治与隋炀帝

长久以来，“贞观之治”深入人心，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富强的、国力鼎盛的时代。相比之下，隋炀帝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与“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江南巡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相联系在一起。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将隋炀帝描述为昏君暴君，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的亡国是“极盛而衰”，并非常见的“积重难返”，他统治时期的富强程度是唐太宗统治时望尘莫及的。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率军灭了南陈，隋朝进入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周边局势稳定的新时期。到了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隋朝仓履丰实，后人称赞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大业十多年间的富强程度，唐朝竟要花费了一百年的时间，历经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能够重新超越。

李世民的画像

相比起隋朝大业年间，唐太宗的贞观时期似乎远非一个“黄金时代”。隋炀帝时期的富强令唐太宗艳羡不已，以至于大业年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成了他心目中的“标尺”。史料中记载太宗多次向臣下询问：本朝比起大业年间如何?魏征等大臣也常常诚实地回答他“度长计大，曾是何等级?”这意思就是说简直不成比例。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富强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为国家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开凿大运河，一时引起千夫所指。但他开凿的大运河泽被后世，沿用至今;他召开的外国酋长大会气势恢宏;他对突厥的威慑、对吐谷浑的进攻彰显了隋的国威，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个伟大帝国的形象。当他对高丽发动进攻的时候，百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四十天方走出洛阳城，旌旗绵亘千里，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可是月盈则蚀，盛极而衰，当两百多万民夫夜以继日在皮鞭催促下为前线运粮之时，当山东民夫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为军队制造战舰以致下身溃烂生蛆之时，这种富强就势必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

隋炀帝的铜像

当然，唐太宗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的成功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人民群众相信他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的纳谏，他的气度，他对人才的爱护，对司法的审慎，无疑都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唐太宗时期，国力并不十分强盛，老百姓的负担也不少，但是，唐太宗能够做到公平对待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让每一个老百姓都享受贞观盛世带来的利益。这就是当时百姓称赞“贞观之治”的原因，也是被千载传颂的根由。

但是，就一个帝王的眼光来说，历史上一代明君只能创造一朝的盛事，而千古明君才能打造千古的利益。唐太宗李世民创造出一朝的盛世却被称颂为千古明君，而隋炀帝打造出千古的利益，却被斥骂为千古昏君，不知道是什么观念遮住了人们的眼睛?